今年得奖的布勒呐极喜欢科学交流。对平时的交流和冷泉港一类的小型会议有美好回忆。中国平时科学工作者交流不够活跃。有些人精神还在古代家传技艺的时代，怕别人知道自己做什么想什么。在中国举行的多数科技会议，对科学交流的热情也低于热闹场面的追求。国际上，一些大型会议耗资大而对学术交流作用小，常常是讲完就走，没有太多讨论和交流。这样的会议虽然有特定的作用，但不太受科学家欢迎。而小型的精英会议，有充分的讨论和交流，为科学家争相参加。中国和国际科学界相反，许多力量支持大型会议，而不太支持小型会议。我自己有亲身体会。中国举行国际遗传学大会时请我去过，效果和我想像一样有限。而戈登会议是一个美国的小型精英会议，有很好的效果和很高的声誉。98年在中国创立一个生命科学方面的戈登会议，得美国科学家包括今年得奖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霍维茨等支持。多半因为这个会对象全是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没有外界新闻和行政参与，虽然有科学界人士认为它是中国土地上少有的好会，中国有专业领导支持，但到实际操作时中国的支持很少，所以2000年后改在香港，主要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科学基金和香港科技大学资助。这个会议继续成功举办，2002年在竞争上比许多美国的戈登会议还要激烈。然而，虽然科学效果好、国际支持多、对中国科学工作者有益，中国并没有争取和推广这样的模式，而继续重视热闹的大会。这种文化欠缺，延伸到有些海外的学者也不使中国有限的会议支持用到尽可能有效的科学交流中去。轰轰烈烈的大会在中国也许激动一些人，但也使有些人认为做好科学的目的就是能和行政人员一起登台。

今年得奖的三位科学家，不仅有杰出科学贡献，他们还创立了一个和谐和相互支持的科学社区。中国科学界的相互关系，目前还没达到理想状态。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以科学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学术标准为根本基础的科学文化。在优良科学文化欠缺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出现人事纠纷，人事可以压倒学术，学术优良受损，学科发展减缓。中国科技界一些杰出的专家可以受制于一般的科技工作者。平庸之辈拖垮学术先进的危险，在中国科技界还没有根本解决。象霍维茨那样在做助理教授期间就明显有许多才能的人，如果在中国，却有可能被落后的人以非学术手段限制和拉下。科学家文章发的多、发的好以后，有些人又可能杜撰故事影响其发展。这样的文化在海外华裔科学家中也留有痕迹。大陆到美国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中有相当部分学到了科学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知道在美国要尽可能互相促进，竞争主要靠学术。可是其中有些人，回中国后或者到中国短时访问和工作时，却把专业标准放的很低、把行为规范置之脑后。对中国科技文化有不良作用。

从今年三个得奖科学家的情况，引起这些思考，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科技前途一片漆黑。我认为中国科技前途有希望。才特别有感想。这几年常到中国看到许多人在中国科技各层面为中国扎扎实实地工作。因为希望他们的环境有改善，才提出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其中有些是根本的改进。我不认为自己的这些想法在中国科学界都是新奇的，但愿意公开提出，希望是推动改进许多努力中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