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海明 曾华锋（国防科技大学）

　　 预见未来一向是一件充满神秘而又极其风险的事情。

　　 曾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对全球政治走向留下荒诞预见的福山，转而谈起科技哲学，是否又会留下历史的笑柄呢？那就让我们看看跨界的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到底开启了怎样的思索。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

　　 如果不熟悉福山的学术理路，就一定会心生疑惑，一个政治学者，怎么忽然谈起科技哲学来了？其实，从政治哲学到科技哲学，这中间有内在的逻辑延伸。众所周知，福山最“惊世骇俗”同时也是最“臭名昭著”的论断，就是其鼓吹的“历史终结论”。对此，在本书的开篇序言中，他也直言不讳地写道：

　　 “1999年初，我受《国家利益》杂志编辑欧文·哈里斯之邀，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文撰写回顾，最初的那篇文章发表于1989年夏，已过去十年之久。在那篇文章中，我坚信黑格尔说的‘历史在1806年终结了’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思考最初的那篇文章所遭受的批评的过程中，只有一个论点让我无从反驳：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

　　 显然，福山在此颠覆了自己的“历史终结论”，也预示着从政治哲学转而研究科技哲学，是逻辑的自然延伸。

　　 于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他从“通向未来的路径”、“人之为人”及“怎么办？”三个块，聚焦脑科学、神经药理学、基因工程等生物交叉技术未来发展的社会挑战，展开了哲学层面的讨论，核心的思想是，随着这些生物交叉技术的发展，“自然人”将会被改造为“生物人”，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依赖的根基将被动摇，这是需要人类引起高度关注的未来。

　　 为此，福山在该书第1章就把海德格尔的警告凸显出来——“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由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座架的统治威胁着人类，它可能使人无法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状态，并因而无法去体验一种更原始的真理的呼唤。”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预言的生物技术，已然开始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除了刘易斯所言的生物技术的介入将导致人性的泯灭并触犯上帝的意志，作为对科学技术前沿最敏感的军事领域，源于生物交叉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战争形态也在急速变革。

　　 在电影《极度恐慌》中，一种来自非洲的“莫他巴山姆病毒”被一个动物走私人员无意中带到美国，引起一片恐慌。甚至总统下令将被封闭的疫区彻底摧毁防止病毒扩散，当然最后研制成功了新抗体，挽救了数千美国人的生命。这种场景在欧洲中世纪也发生过。1347至1353年间，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鼠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将近1/3，某些城市的死亡率更是高达70％。“莫他巴山姆病毒”和鼠疫作为传统生物武器，它虽然不像物理武器那样破坏建筑物，但它们侵入人体后，呈几何级数繁殖，最后摧毁人的生命，可以在短时间内令一座生机勃勃、热闹繁荣的城市变成一座死城。

　　 上述影片描述的传统生物武器还在发展，而新生代生物武器已悄然而至，特别是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等技术日臻成熟，酶工程、细胞工程等生物工程层出不穷，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有机“嫁接”，基于BCI技术、AI技术（人工智能）、基因武器、仿生武器、无人武器等不断涌现，未来战争生物化的趋势将日益显现。生物领域作为发展最快、最为前沿的新型军事领域，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和国家安全的新疆域。生理信息战即将粉墨登场，将与物理信息战合流归一，造就出全新的战争形态。

　　 对于这种新形态的战争，我国著名军事专家郭继卫敏锐地称其为“制生权战争”，而英国的军事学者克里斯托弗·柯克则称其为“后人类战争”。的确，在未来，生物交叉技术已将“自然战士”改造为“超级战士”，正如在科幻电影中，我们常见到各种“超级战士”的身影一样：《机械战警》中人类头脑和机械身体完美结合，身上配备各式武器，能应付各种暴力活动的机械警察；《再造战士》中通过基因设计工程制造出来的拥有超绝战斗技巧和力量的超级战士；《阿凡达》中用人类的基因与当地纳美人基因相结合，由人类的意识进驻其中以得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活动的“化身”。

　　 这些“超级战士”将突破人类生理极限，其依靠就是代谢工程、外骨骼增强技术、脑机接口技术及人工智能等发展，可以为其提供强大的身体素质和认知能力，使其既不会受时间所限，也不会被情感左右，极大地弥补生理缺陷，以应对复杂战场挑战。如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上试验了一款“大狗”机器人，帮助作战人员实施伴随保障，其负重可达200公斤，奔跑时速每小时12公里。

　　 此外，这些“超级战士”在人工智能发展一定阶段后，还能实现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中所言的真正的“人机融合”。到那时，我们看到的将不只是人类精神的延伸，还有精神与机器的统一：神经网和互联网这两个网络合二为一，形成“云大脑”。“云大脑”是所有智能终端包括人与人工智能体的“智慧存储器”“信息库”“决策库”，智能终端可以将自己的“记忆”“感知”“经验”上传给“云大脑”，也可从“云大脑”中下载他者的“智慧”。

　　 当然，人类战争的历史，也是人与武器不断内嵌融合的历史。从冷兵器战争到信息化战争，武器是人体器官的自然延伸，人与武器的界限尚比较清晰。随着聚合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大数据、传感器、可穿戴设备、人体植入及基因编辑等人机结合技术不断突破,人与技术之间的隔阂进一步缩小，人与武器之间的传统界限趋于模糊化，人的“武器”化及武器的“人”化趋势越发明显。一方面，利用生物交叉技术提高和促进人的能力成为可能，可以攻克战士自身体能和智能的缺陷，使武器装备成为人体的一部分，甚至未来用意念远程控制“机械战士”作战，将大大推进人的“武器化”；另一方面，武器装备的打击范围拓展到人类的认知过程和行为，并且可能成为战场上受人意识控制的“智能化战士”，促使武器的“人”化。当人机充分实现融合的时候，人类将真正彻底告别作为战争终端的惨烈角色，而是作为“云大脑”的神经系统控制者，远离血雨腥风的战场，安身于舒适的环境，用自己的智慧与“云大脑”交互，遥控着前线无人机、无人装甲车、超级战士等战争主体展开生死搏杀。

　　 这种“后人类战争”的图景，或许超出了我们今天的想象，但却正在向我们走来。人类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控制这种未来？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说：

　　 “有些新的技术让人不寒而栗，因而，从一开始就会让人迅速建立共识，需要采用政治手段控制它的发展和使用。1945年夏天，当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引爆时，这一事件的见证者都明白，人类创造了一个威力巨大到能够自我毁灭的潜在武器。从那时起，核武器就被施以政治控制：任何个人不得随意开发核技术，或者交易能够制造核武器的部件；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一致同意限制就核技术进行国际贸易。”

　　 人类对生物交叉技术的发展，也能像核技术那样控制住吗？福山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简单的结论。美国军事学者乔纳森·莫雷诺在其著作《制脑权战争：脑科技研究与国家安全》一书中，将封面的大脑图案设计成“手雷”，寓意想必十分明显——技术一旦释放，再去讨论危险无疑就显得多余了!

　　 作者简介：

　　 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中国军视网特约评论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光明日报》社科普专家。

　　 曾华锋：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院长，大校，教授，国家“四个一批”优秀理论工作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制脑权》一书入选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做表率”推荐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