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安徽禽流感：亚洲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困惑

　　无论在官方的眼睛里，还是村民的闲谈中，天长市偏益乡梁营村的村民毛长巨家的后院都是个危险的所在——10月9日，两只摇摇晃晃的病鹅就是在这里死亡的，这里是划出来的封锁区的同心圆的圆心所在。

　　天长市偏益乡梁营村的禽流感发现后，被迅速控制。

　　记者赶到现场采访时，毛长巨的老婆张和平刚从娘家回来，理由是“怕村民白眼”，她自己的眼睛已经哭红。平时习惯在家里和院子里遛达的40多只鸡鸭、在后院哼哼的两头猪全部消失了，被宰杀，被焚烧，然后被深埋，惟一留下来的是平时装饲料的深色大缸，上面还有零星的几根白色鹅毛。

　　安徽省天长市的禽流感发生以来，地方政府迅速采取相关措施，在执行中也显示出相当的紧张和混乱。在事件中应该深入思考的是，在一个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占主流地位的区域，在关于禽流感的知识体系还不完全清晰的情况下，防疫与疫情通报、控制体系如何冲破利益板块。

　　上报和没有上报的禽类死亡

　　张和平家虽然和江苏高邮来的马正朝合养了这几千只鹅，算得上养殖大户，但贫困还是清晰可见:平房，屋里砖头铺的地，她躲在里屋睡觉，而坐在她家客厅的村民也装作不知道她在哪里。丈夫和马正朝都不见踪影，按道理，刚被接触医学观察的他们都应该在家中。

　　“还不是怕村民的闲话。”她说。自从封锁梁营村以来，她已经被因此损失了家禽的村民们说得抬不起头，“都说是我们把江苏人招来的，害了全村，也有说害了全国的。其实我们家就给他们放鹅的一个睡觉吃饭的地方罢了。”

　　10月27日，市政府贴出布告，解除和病禽密切联系的几个村民的医学观察，张和平也在其中，但她说，“喊我抽血检验，我没有干，后来跑回娘家呆了几天”。丈夫也在外面躲着，而另一个关键人物马正朝“不知去向”，“反正我们都没抽血。我们又没有病，抽什么？”

　　村里放养病鹅群的高老头倒是抽了血，所以他更能到处闲逛，已经到外村去了几次，医生和警察组成的封锁线对他全无作用。“脚在我自己腿上。”他说。正是他，告诉记者鹅的主人马正朝的所在:“当天拿了赔偿就逃回江苏高邮了，都没给我们安徽人留下一点钱。”

　　马正朝是回到了高邮家中，并且没有经过医学观察的他在前几天已经开始到处去买新的种鹅，他是在河南信阳的鹅种场看电视时，才知道禽流感广泛爆发的消息，于是放弃了买鹅的打算。

　　他还清晰地记得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从外地买回的种鹅养了10天多一点，已经长了几斤，10月8日，他还非常高兴地和合伙人毛长巨、黄安国喝了一回酒，“鹅就在田梗上的窝棚里”。

　　10月9日，两只鹅走路摇晃着，眼睛有些分泌物，他担心地把它们带到毛长巨的家中打针。从外地买回来时都有检疫证，他认为已经打过针了——结果，第二天，不仅打了针的两只鹅死了，毛家中的鸡也开始大批死亡。

　　“我怕传染到更多的鹅，就给高邮的朋友朱兽医打电话。”之所以不找防疫站，是因为很少和他们打交道。其后几天，大家限于一种紧张而绝望的努力中。朱兽医已经退休，靠着和老马的关系，他带来了几种药，但还是白费。到第三天，已经死掉几十只了。张和平他们一边紧张，一边努力把损失降到最小:把毛弄下来，卖给专门收鹅鸭毛的小贩，把鹅肉卤了，这个地方和周围的城市的人都酷喜吃“卤老鹅”，当死到两百只左右的时候，他们没有力气处理完所有鹅的尸体，“全部用稻草盖着，堆在田里”。

　　在马正朝所有求救过的人中，与他合作过的老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老乔的儿子乔松举和农业部有些关系，他得知消息的10月14日晨，立刻打电话给老马，让他拿些死鹅到天长兽医站去检查，并且让他不能卖死鹅，“他说万一是禽流感的话，再卖你就犯罪了”。马正朝说他当时已经哭了两天，听了乔的话更加紧张，可是把死禽拿到兽医站检验时，检验人员让他走，因为得知他是高邮人，“他说你是高邮的，怎么拿到这里来？快拿走，拿回高邮去”。

　　10月14日下午，乔松举直接给国家农业部兽医局打电话，说怀疑这里有疑似禽流感。10月15日，农业部青岛动植物检疫所所长等4人来到安徽天长。当晚，天长市有的领导想在农业部来人之前处理掉这些死鹅，但他们和马正朝陷入到赔偿款项多少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没有处理完毕。

　　10月16日晨。天长市有关领导带领农经委、公安局等40多人上门，埋藏焚烧，“用石灰消毒”。后来农业部的专家赶来，说光用石灰不行，还要用专门的消毒药水喷洒。抽了鹅血，然后带了死鹅粪便、羽毛标本离开，回去用专业设备检查。10月24日，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这里发生的是一起感染H5N1亚型禽流感疫情。

　　随即天长市政府发布了封锁令。而此时马正朝已经带着补偿的款项离开。他曾经听乔松举说过，确诊为禽流感后国家有补偿，而他拿到的补偿确实很高:“30元一只，高过了以往的几元钱。”之所以没有进行医学观察就离开，也是因为天长市领导当场很气愤地说:“你外地人跑到我们这里干什么？”

　　以往的补偿确实只有几元钱，在天长的湖滨乡关东村，9月底死亡了1000多只鸭子的李老太就只拿到了每只3块钱的赔偿。对于农民来说，养殖受到这样的损失就是灭顶之灾了。“那是阴历八月半之后，我看着有几只鸭子不行了，就跑到乡兽医站买药。”她还留着那药盒，是重庆一家药厂生产的“头孢一号”，是常用的杀菌药而对禽流感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兽医就给她推荐的这个药。

　　“当晚开始死，没几天全部死光了。”村长说知道了，给她上报，后来就给了她那点补偿。鸭子据说全部埋掉，是村里找人埋的——真正的死因也就无法查明。在询问天长市指定的“发言人”宣传部副部长唐玉成时，他说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不是农业部门的。“死一些禽类的事情应该是有的。”根据《第一财经》记者全秋梅在当地乡政府的调查，这些情况并不是没有上报，乡政府的文件里有相关档案。只是不像便益乡那样，一经上报农业部，会立刻查清真相而已。

　　而按照唐玉成的另一种说法，天长市早就启动了国家规定的“禽流感预警方案”，一有禽类死亡是全部上报的。

　　“你怎么可能指望当地政府如实上报？一上报就被封锁，当地经济会大受影响的。”已经跟踪禽流感5年的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佚说。他们检测到的禽流感病毒不少是在各地乡镇购买的活禽上检测到的，包括安徽省的活禽市场。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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