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妈妈”的礼物——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黄翠芬院士是我国生物工程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分子遗传学家，但凡是喊她“院士”的必是外头人，在她的研究室里，老的小的，都喊她“老太太”，还有一个昵称：“蜜蜂妈妈”。

　　“蜜蜂妈妈”与党同龄。90年的风雨人生，她有太多的传奇。比如，她与丈夫周廷冲都是院士，夫妻院士，军中唯一；再如，作为主要完成人先后两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罕见。

　　她现在的学生、同事都留过洋。年轻一点的在海外观看1999年或2009年国庆大阅兵的实况转播，会特别留意观礼台上“蜜蜂妈妈”的身影。她的镜头虽然稍纵即逝，却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记，因为她总是热泪盈眶。

　　黄翠芬先后5次登上天安门旁的观礼台，其中4次是观看大阅兵。

　　1959：第一枚军功章

　　1959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流的是“甜”泪。这一年，是她回国第9年，参军第5年。她是戴着她的第一枚军功章前来观礼的。

　　1954年，她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卫勤总结中，她看到气性坏疽是造成伤员截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亟待研究免疫措施，便选择了这个课题。气性坏疽是由伤口感染了破伤风菌、脓毒菌、水肿菌、产气荚膜菌引起的，前三种国内已有可作免疫预防用的类毒素，而产气荚膜菌的免疫难题尚未攻克。黄翠芬与庄汉澜、王明道等经过4年努力，搞出了产气荚膜菌疫苗，为过渡到生产工艺打下了坚实基础。研究室因此荣立集体二等功，她本人荣立三等功。

　　国庆10周年大阅兵所展示的武器装备如今早已进了博物馆，却给世界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中国已经具备了制造现代兵器的能力。受阅的火炮大多是国产的，歼5飞机是国产的，而59式坦克则是首次公开亮相。看到这些，黄翠芬落泪了。曾经饱受凌辱的祖国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坦克和大炮！

　　1984：模范科技工作者

　　时隔25年后，1984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又登上了观礼台。这一次，她是作为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科技工作者”被邀请的。

　　如果说1959年大阅兵时，她还是一个崭露头角的科技新兵，现在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家了。63岁的她献给祖国的礼物是一面医学防护盾牌，后来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今非昔比了，但站在观礼台上的她仍然是饱含热泪。

　　这面医学防护盾牌，是在远离首都的一条山沟沟里完成的。生活条件差，比生活条件更差的是她所处的精神环境：丈夫周廷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西北放羊，她也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审查，一家六口天各一方……然而，战友们从未听到她一句怨言，而从她的身上懂得了什么叫赤心报国，什么叫矢志不渝。

　　对于所受磨难，她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10多年的时间里，我参加了一项重大的国防科研项目，为了国家利益，我把我最有创新活力的年华贡献给了这个项目。我们的这个项目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有两件事至今仍让同事们佩服不已，津津乐道。

　　第一件事，考虑到当时的研究人员大多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而俄语的文献较少，她便在山沟沟里顶风办起了夜间英语学习班。真是，人家正抓你“海外关系复杂”的辫子呢！再说，当时“学习无用论”甚嚣尘上，学了英语又有什么用？她一个人一个人的动员，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国家总是要发展科技的，而科技文献毕竟大多是用英文写成的。”没课本，她用她那台老式的英文打字机亲自打印教材，油印后发给大家，亲自从一个个字母一个个单词教起。中途有人打退堂鼓了，因为白天经常要参加重体力劳动，累得骨头都快散架，晚上就懒得来上课了。发现谁缺课了，她总是三番五次地去说服，直到他重新回到课堂为止。老实说，许多人是被她感动了才回来的，因为年过半百的她和大家一样参加劳动，就连打扫厕所也不例外，她比年轻人更累，不来上课实在对不起她。

　　第二件事发生在1976年，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一天，她把一份讲基因重组的英文文献交给时任科技处参谋的陈添弥，说让大家都看一看。看了干啥？她要搞基因工程讲座。虽然早在1953年西方就发现了基因DNA的双螺旋机构，20多年后，欧美的生物和医学界已经确认DNA是遗传的基础，而DNA是可以分解和重组的，但在我国，这些却曾经是被批判的东西。建国初期什么都“一边倒”，科技上也只认“苏联老大哥”，生物学只教米丘林学说，而把讲遗传的摩根学派作为批判对象。“文革”中更是如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连生物工程是啥都不知道。你黄翠芬搞基因工程讲座，啥意思嘛？就一个意思：生物工程是发展方向，不学习就会落后。她通俗地解释生物工程，比如疫苗，过去是用细菌灭活的方法，灭掉毒性，保留抗体，这是被动抵抗死的疫苗，作用有限；而运用基因克隆技术制造的疫苗，是主动进攻的活疫苗。她只是阐述她的观点，从不和人争辩。有人跟着她学开了，有人疑疑惑惑，有人还是一个劲地反对。

　　阅兵式上，战略导弹方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这是我国战略导弹第一次公开亮相，现场一片欢呼，掌声雷动。黄翠芬很自然地想起了“中国现代导弹之父”钱学森，就是有了他的大力支持，才有了生物工程在军事医学领域的地位。1977年，“四人帮”虽已被赶下历史舞台，但“左”的乌云还笼罩在思想的天空，时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到黄翠芬所在的山沟里视察。当黄翠芬给他汇报要搞生物工程时，这位科学巨匠虽然不是搞生物学的，但对这个新的发展方向十分敏锐，当场表态说，我支持！你们在“穷山恶水”的环境里攀登科技高峰的精神值得鼓励，但这种“小炉匠”式的工作方式必须改进。当晚，黄翠芬与同事马清钧一起与钱学森约谈，请求他帮助解决人员培训和经费方面的困难，钱学森表示将尽力而为。此后，凡是黄翠芬有关生物工程方面的请求，钱学森几乎是有求必应，自己能解决的当场拍板，不能解决的帮助找人解决。他特别交待秘书，工作再忙，对黄翠芬不能挡驾，因为她做的工作很重要。他们两家人也因此成为挚友。黄翠芬当选院士时，钱学森亲笔写了祝贺信，“钱学森星”命名仪式，也特邀黄翠芬去参加。

　　1982年，比利时著名的生物化学科学家香川教授来黄翠芬的实验室参观。他看到的是一座破旧的小楼，恒温室设在楼梯底下的狭小空间里，隔热层用的是一道道棉帘。他惊呆了，但更让他吃惊的是：“想不到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能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开展。”他不知道的是，这座楼已经“超期服役”，成了危楼，是幼儿园乔迁后留下的。黄翠芬的实验室刚成立，没编制，没编制就没房子，她等不及，说服领导，把危楼改成实验室。后来获得的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最基本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在黄翠芬来参加国庆观礼前不久，她的实验室与另一实验室合并，正式成立了生物工程研究所。告别“危楼”时，许多人是那样的依依难舍，因为它是一个见证，一个符号。从山沟到危楼，黄翠芬带领大家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为国分忧，什么叫发奋图强。

　　1999：两个“国一”，三个“军一”

　　“国庆50周年大阅兵，我在美国，从电视中看到‘老太太’在观礼台上，热泪盈眶，特别激动。”胡宝成教授对作者说。

　　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又被称为世纪大阅兵。这一次走上观礼台，78岁的黄翠芬献给祖国的礼物是沉甸甸的：2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个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蜜是蜜蜂酿成的，而花是开在大地上的，而且，一罐蜜靠一只蜜蜂也酿不出来。这句话“老太太”嘴上没说，行动说了。在她的回忆录中，连当年曾帮她装修危楼的管理科长徐之兴和管理员徐长林的功劳也记上了；谈到科研时，主语大多用“我们”，而极少用“我”，除非“我说”，或“我和×××一起”，什么工作是什么人做的都一清二楚。

　　黄翠芬的团队获奖丰硕，所获奖项不论她署名与否，大家都习惯把她的功劳摆在前面。要不是“老太太”眼光敏锐，确定方向和选题，哪有今天啊？这话“老太太”不爱听。“主要工作是你们做的，不应该扯到我的身上。”乙肝诊断试剂盒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报奖时有人提出她应署名，因为她是决策者，在关键阶段又是她指挥所有人员暂停手头工作，集中火力攻关。黄翠芬说：关键技术的突破是马贤凯研究小组做的，他署名第一当之无愧。那把您署在后面该可以吧？“不行！如果谁做了有点参与选题和组织工作就署名，那不合适。”马贤凯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黄翠芬——我人生的楷模》。

　　《幼畜大肠菌腹泻基因工程多价疫苗》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疫苗，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黄翠芬是第一完成人。作为课题的负责人，从选题、申请基金、用兵布阵到科研实验直至疫苗的临床试验，她全程参与，亲历亲为。署名第一，本是理所当然，但外人有所不知，她这个“第一”竟是不得已而为之。起初报奖时，她力排众议，把几个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研究小组组长排在前面，陈添弥教授放在第一，黄培堂教授排在第二，而她这个带头人排在后面。不料有个早已调离的人闹得沸沸扬扬，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第一完成人。此人一度参与这个项目，而且工作有股拼命三郎的劲头，也做出一些成绩，报奖时也没有忘了给他署名，但怎么排也轮不到他当第一呀！咋办呢？陈添弥与其他几个研究组长一起找到“老太太”：“您不能再谦让下去了。您排第一，他才不敢再说二话。”这样，黄翠芬才十分勉强地“屈服”了。她署了第一，却很伤心。

　　当初选择这个项目，且不说不是为了得奖，甚至也不是为了幼畜，而是为了人，为了部队的官兵。从南方战场的卫勤总结中，黄翠芬看到前线部队在野外腹泻发病率较高，造成非战斗减员。作为军事医学工作者，她感到内疚，部队的需要，就是科研的课题，她决心把人类细菌性腹泻基因工程疫苗搞出来。但是，基因工程疫苗潜藏着一个生物风险，一下子到人类不稳妥，于是选择了先做幼畜疫苗，以找出排除那个潜藏风险的办法，积累经验后再过渡到人类。现在才完成了第一步，有人就开始争排名了，忘了科学的初衷。说起那个人，“老太太”可谓有恩于他。开始他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单位，是“老太太”把他调来了；后来他找到一个可以当“官”的位置，临走前“老太太”还出面做工作，给他评了副教授的资格。现在，“老太太”也没说一句责怪他的话，只是反复提醒大家：军事医学工作者要时刻想到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一句大白话，朴实得不能再朴实，却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不知是否是“老太太”感动了他，他后来以多种方式为此事道歉。那么，黄翠芬要把基因工程疫苗过渡到人类的计划实现了吗？实现了。几种人类细菌性腹泻基因工程疫苗，在她的同事和学生手里陆续面世，不仅为部队设了一道卫生屏障，而且成为国家抵御恶性肠道传染病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手段。

　　2009：一个“后基因组时代”的团队

　　2009年国庆，新中国跨入新世纪后的第一次大阅兵。黄翠芬又一次站在了观礼台上。这一年，她88岁了，暮年的她又一次止不住泪水涟涟。

　　在这次大阅兵中，卫生勤务车首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它“满载”着全军卫生战线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应该也包括黄翠芬的一份。

　　从1999到2009，她荣获了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九五”全军重大成果奖、被国务院评为“侨界十杰”，被总后评为“一代名师”，当选“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百位先进模范人物”等等。她非常珍惜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却不知道把获奖证书、奖杯放到哪儿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在筹备为她庆祝90寿辰和从事科研工作60周年时，决定出一本纪念册。施庆国负责搜集资料，有关科研的情况，13项主要成果，论文发在哪儿，资料放在哪里，她记得清清楚楚，一找一个准；可问她获奖证书放在哪里，她一脸茫然，完全没记忆。在她客厅的墙上，挂的多是与同事、学生、家人、友人的合影，只有一个镜框里别着四枚军功章，一枚一级英模奖章、两枚二等功章、一枚三等功章。这是她孙子周熙宇所为。他在美国求学，房间里挂的是五星红旗，设定的手机铃声是中国国歌。回国探亲时，他把奶奶的军功章翻腾出来，一定要挂在墙上，说“这是对我们后辈的一种激励。”这次，施庆国为找到她的获奖证书，在她家翻箱倒柜整整一周也没有找全，最后只好根据档案记载，列出了她18个二等功和二等奖以上的奖项。

　　在以后的获奖项目和论文的署名中，也许再也找不到黄翠芬的名字了，但她还是这个团队的“老帅”，或者说是一个不会因时光流淌而逝去精神象征。有学生问她，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回答是：“能为国家做点事，看到你们健康成长。”啊！我们的“蜜蜂妈妈”！你教给我们很多很多，一下说不完，但你的报国之心，你的蜜蜂精神，你的妈妈胸怀，像一个基因，已经种在我们身上，会一代代遗传……

　　（作者系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g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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