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闻——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2)

　　在主持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稻麦试验场期间，李先闻几乎全为行政事务和外出巡视所缠身，但只要有一些时间，他就跑到那间６～７平方米的简陋实验室来关心助手们发现的新奇现象，或是给他们必要的指点，在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李先闻、李竞雄、鲍文奎３人接连发表了多篇论文，主要涉及粟的细胞遗传、多倍体系和进化途径，小麦矮生性的遗传，小麦联会基因消失的作用结果以及秋水仙素诱变植物多倍体研究。

　　以李先闻为首的这个研究集体对粟类种属进化关系获得的系统结论是，粟属（Ｓｅｔｅｒｉａ）起源于黍属（Ｐａｎｉｃｕｍ），在粟属内存在着染色体数（ｎ）为９、１８、２７和３６四类倍数体物种，这些物种的演化是依照ｎ数由低到高的程序进行的。但如果根据采集到的９个粟种的刺毛多少、花序形状、分枝小穗数等形态特征以及生态习性来分析，它们的进化顺序却显然与上述程序不一致。如将二者结合起来，再根据某些种间的杂交结果，就能比较合理地描绘出进化程序的图解。这个图解阐明，栽培粟的进化位置居中，其近缘祖先是狗尾草（Ｓ．Ｖｉｒｉｄｉｓ）。另一个野生种Ｓ．ｆａｂｅｒｉｉ（ｎ＝１８）是异源四倍体，其中至少有一组是栽培粟或狗尾草的染色体组。ｆａｂｅｒｉｉ种与这二者之间的杂交一代呈全部不育，但经秋水仙素加倍后，可以获得ｎ＝２７的新物种。

　　李先闻时常把他从事的理论研究风趣地说成是“洋八股”，这是他戏用社会上对理论研究的一种贬词。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在一个省级农业科研机构中，由身负粮食增产任务的主管人来带头进行一时用不到生产上去的研究工作，是很难逃脱社会舆论的讥讽和指责的。但李先闻竟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搞下去，足见他对自己专业学科的热爱以及从事理论研究的远见和勇气。１９４８年他去了台湾，在前途迷茫，生活困难、受雇于台湾糖业公司的情况下，在从事甘蔗改良工作之余，还有一股闲情逸致去数计甘蔗种那样繁多的染色体数。凡此种种，可以充分说明他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的引路人。在这个领域内，他一共发表了１００多篇论文。

从实际出发，为农业生产献身手

　　李先闻常说，自己是一个农家子弟，想不到能留洋深造。在入科学之门以后，他深知理论研究的重要，但也没有忘记国家当前需要各种实用的科学技术。回国以后，目睹国难当头，农村凋蔽，他又自恃清高，不愿涉足政经之界，深知只有立足农业，为桑梓祖国效力，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所以，在四川农业改进所稻麦改良场工作期间，经常能够见到他穿一双草鞋，骑着“洋马儿”满场奔忙；或是披星戴月，到川西各县检查农业技术推广情况，尝遍了“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乡村生活。从旧社会成长的知识分子都有着这样适应环境的经历。对李先闻来说，这充分表明了他在强调理论科学的同时，是多么重视有应用价值的科学技术了。

　　在此期间，水稻品种的鉴定及推广是全所的重点工作，李先闻为此结合地方实际，全力以赴地进行推动，承上启下，从而做出了较好的成绩。

　　李先闻在台湾花了大约１２年光景致力于甘蔗品种的改良。为了摸清种蔗家底，他跑遍全岛１８０多个农场，受尽了日晒雨淋和蜂蛰之苦。有一年看到甘蔗叶烧病蔓延成灾，原有推广品种ｃｏｘ·Ｆ１０８等受害减产，威胁着台湾糖业的全部生产。正当忧心忡忡，束手无策之际，李先闻和他的同事从区域试验中发现了由南非引来的Ｎ：ＣＯ３１０新品种表现高产、高糖分、抗病、抗风、抗盐，比原推广种Ｆ１０８增产７０％，随即组织繁殖，同时说服公司领导，加以推广。１９５３年刚推广时面积只有全部甘蔗种植面积的１．３％，从１９５６年起，这个甘蔗良种连续６年在全岛９万多公顷的种蔗总面积中占到全部种蔗收获面积的９０％上下，从而使计穷力竭的台湾糖业公司获得了新生，全岛制糖业也从濒危中复苏过来。当时台湾７０％的外汇要靠蔗糖的外销得来，有了这个良种的推广，台湾经济随之稳定下来。这就是农民把李先闻看作是“半仙”和“甘蔗之神”的原因。随着良种的发展，李先闻不顾病魔缠身，前往留种区虎尾农场开会，提出建立甘蔗宿根种植的制度，对甘蔗的增产进一步发挥了作用。

手脑并用，因材施教，培养后生

　　早在３０年代李先闻在河南执教时，就有一位诚挚忠厚的孟及人充当助手，从田间到实验室，不分工种粗细，总在一起操作。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不大，在那艰难环境中，总能相互配合，成为良师益友。后来２人一同到武汉大学，又转到四川。由于川东试验分场乏人照管，李先闻要孟及人前去合川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分手数年。到台湾时，他又把孟及人推荐给台湾糖业公司，主持一个分场的农务工作，获得上下各方的信任。他们前后几十年融洽相处，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相责。

　　李先闻本人素有吃苦耐劳的作风，也要求他的助手们亲自动手，手脑并用。这种习惯的养成可以追溯到他当研究生时代。从他保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和康奈尔大学玉米遗传研究小组师生们那副田间劳动的着装，满身携带着一大堆授粉用的纸袋和刀等用具，完全像一群田间工作的农民。他们既要抓紧玉米开花盛期，完成大量的授粉工作，又要进行细致的田间观察，真正是手脑并用的繁重劳动。李先闻从他老师那里学到的优良作风，也就以身教言传的方式要求他的学生和助手们去履行。有一次武汉大学一位教授向李先闻推荐李竞雄去当他的水稻方面的助教，一听说是苏州人氏，他就一口拒绝了，认为来自文弱之乡的青年一定不能吃苦耐劳。经过解释，他才愿意试用。等到数年之后，李先闻重提此事时说，人不可以貌相。李先闻为人坦诚直率，有时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但在同他相处较久之后，就会了解他具有正义感，乐于助人，并有因材施教的长处。在台湾植物研究所工作期间，为了使科学事业后继有人，他骑着自行车，亲自到各地农业院校招募有志青年，还在台湾大学设置个人奖学金，以鼓励后进。在植物研究所工作时，由他培养推荐出国深造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多达２７人以上。以专业而言，分布于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学、生态学、群体遗传学、植物生理等学科领域。当他病情趋重之际，主动提出退休，好让后起之秀及时接替。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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