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中国之声：建立科技竞争优胜体制
内容提要：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显示，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重要遗产不是确立具体的大课题，而是它对中国科技体制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影响力。在计划经济已转变成市场经济后，如果科技管理还是计划时代的产物，中国科技进步就会被体制延缓。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一：图三：邹承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图二：鲁白：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
图三：饶毅：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SIAS）共同主任。除从事专业研究外，近年来在《南方周末》、《科技中国》等媒体中发表多篇文章就中国科技政策及科技体制等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引起广泛关注。
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显示，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重要遗产不是确立具体的大课题，而是它对中国科技体制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影响力。在计划经济已转变成市场经济后，如果科技管理还是计划时代的产物，中国科技进步就会被体制延缓。
最近，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鲁白、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在英国《自然》杂志增刊第二期《中国之声》上撰文指出，在正在进行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讨论中，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在中国目前的科技管理中，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中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他们认为，科技管理应该采用“竞争优胜体制”，即真正按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
文章说，如果中长期规划只简单地增加科技经费，而不解决根本体制问题，将会事倍功半。如果目前大课题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将会导致中国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
政治决策与专业决定要分开
三位科学家总结了政治与科技“严重错位”的三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层面，领导人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分析科技课题的选择，这样的微观控制引入了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第二，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在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中，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常常代替专业标准。而人际关系、政治结盟必然导致与科技价值无关的随意性。第三，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管理权限过度。这些问题造成的综合结果是，在科技经费的分配中，政治与科技不分。
三位科学家认为，要从人治科技转变到竞争优胜的体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与科技的界限。他们提出，提高中国科技效率的改革有三个原则：第一，中央政府领导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中央政府领导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的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题。第二，专家评审委员会只评审专家们可以理解其相对优势的竞争课题。第三，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由相应领域的专家来做，不允许各个部门的行政人员控制和影响资助决定，他们应该回到服务的地位。
大课题折射科技体制已有问题
就中长期规划中大科技课题引起的争论，三位科学家认为，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出现大小不同的课题，但问题还不在于是否有大课题，而在于为什么要有大课题、如何评审选择大课题、如何检验大课题的成效。
他们举例说，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时候提出的，而不是政府说有科技经费，科技界就马上有大课题。
三位科学家指出，中国的中长期规划中许多大课题的提出没有竞争，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经内部讨论形成的，课题最后提出时没有真正的竞争，而是科技界少数人进行学术政治的结果。
他们认为，如果大课题的评审是由选择这些课题的部委来进行，那么即使出现问题和错误也不太可能被承认，因为大经费使用的失败会直接影响部委及其官员的政绩和可信性。
鉴于资助大课题的高度危险性，他们建议将部分大课题经费转移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其它部门，由它们再到不同领域接受大、中、小型课题的提议，并进行竞争性评审。
寄望“科技体制变革之功业”
三位科学家在对比了1956年的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后认为，对中国而言，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发挥创造性，专心在其专业上做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显示中长期规划的重要遗产不是确立具体的大课题，而是它对中国科技体制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影响力。”
他们告诫，在计划经济已转变成市场经济后，如果科技管理还是计划时代的产物，中国科技进步就会被体制延缓。
三著名学者联名撰文称科技部严重制约科技进步
●让一般行政人员退出科技决策
●科技行政机构不再管经费审批
●课题资助引入竞争机制
昨日出版的世界顶级科技杂志《自然·中国之声》刊载了一篇在中国科技界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的科技部权力之大已严重制约中国科技的进步。文章建议将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不再管经费审批，让一般行政人员退出科技决策；让课题资助引入竞争机制。
文章由著名海外学者饶毅、中国科技部顾问鲁白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联名撰写。
文章认为，科技部实际上已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但由于人际政治在科技界仍起着主导作用，行政官员对科技项目经费分配很难按项目本身优秀程度来确定，使得科技经费浪费与贪污情况无法避免。与此同时，大量科技人才不得不围着行政人员转。“只要科技部继续管理大量经费，就难以避免庸才继续影响或统治科技前沿人才”。
文章认为，国家对科研课题——尤其是大课题的资助没有引入竞争，只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虽然让许多人开了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无实际效果。最后提出时没有真正竞争，而是科技界少数人进行学术政治的结果。”
文章呼吁，政府部门当前不应将过多精力投入在确立中长期大课题上。“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中国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发挥创造性，专心在他们的专业上作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
精彩言论
●科技界人士不能发挥专业优势就会落入人际政治。
●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有像中国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很难理解为何需要以更高的管理成本来管理更少的人员和经费。是因为中国的行政管理人员水平高于美国，从而更有资格来“指导”中国科技人员吗？我们认为这也没有事实基础。
●只要科技部继续管理大量经费，就难以避免庸才继续影响或统治科技前沿人才。
●科技发达国家也有大课题，但是起源不同、方式不同。比如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科学家们提出、并经过争论后向政府提出，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时候而提出的，不是政府说有科技经费、科学界就马上有大课题。平时，中国一些部委也每过几年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行政人员为主导想出来的。
文章摘录
★现状篇
政治与科技关系严重错位
●政科不分
国家对科技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科技经费的分配体制。中国政治和科技至少在三个方面关系严重错位。
第一，在国家层面，领导人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这样的微观控制可以引入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
第二，科技界人士落入人际政治。部委使专家参与超越其专长范围的评审。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20个人左右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因为整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人际关系、政治结盟——不管是科技界专业人士之间的、还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必然导致与科技价值无关的随意性。
第三，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的权力。行政人员常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可以操纵或影响决策过程。名义上的专业人员常无法提供专家意见，也助长行政人员的权力。所以，中国科技人员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员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对获得大量经费起很重要的作用。
●从海外引进人才受阻
当科技经费分配机制错误时，就不能充分调动已经在中国的科技人士热心专业、他们的精力就可能被分散到非专业事务上。中国新政府希望推进的招聘也受阻碍，因为可能感兴趣的人难以有信心目前的体制能支持他们进行专业工作。如果人治科技的体制不改，很难想象如何能避免浪费和贪污。
★建议篇
要从人治科技变到竞争优胜的体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分开政治决定和科技专业决定。“政科分离”要从界定政治领导、专家、和行政人员的作用开始。
●领导人只在国家特别需要时过问课题
政治领袖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政治领袖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如国防和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题。
●让行政人员回到服务地位
不能允许各个部门的行政人员控制和影响资助决定，而应该让他们回到服务的地位。
●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
目前的科技部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其存在方式使中国科技体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造成中国科技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科技部大体有两大功能：一是统筹科技政策、科研规划，二是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前一功能由新的总理科技办公室更合适，而后一功能则可分到各专门部委。这样也提高效率，节省国家管理层面的费用。
●科学经费由专门机构管理
将科技部迄今控制的科学经费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而科技部的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如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等。改革后的总理科技办公室不直接控制大量科技经费，反而可以起现有所有科技机构不能起的作用。虽然从官员管理经费的角度看，权力会减少很多。但是如果从国家科技发展的利益来看，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发挥中国目前欠缺和急需的作用：它可以比较不计私利地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可以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献计献策，可以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如果需要的话，它还可以制订措施监督和检验其它机构经费分配效率和应用效果。对于特别需要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和项目，未来的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经总理授权进行跨部门的协调。
●课题审批引入竞争机制
科技管理应该采用“竞争优胜体制”，即真正按照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
背景
《自然·中国之声》增刊
2004年3月，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期刊之一——英国《自然》(即NATURE)杂志推出了《中国之声》专刊。专刊中的文章作者均为在美国、英国和中国知名的科研机构任职的华裔高级研究人员。他们分别就中国的科研基金问题、人才问题和文化教育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专刊刊出后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据悉，以专刊的形式和篇幅介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状况，这在《自然》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该刊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博士在说明专刊出版的目的时称，“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一个主要经济力量”，但“中国尚未充分发挥其科学潜力”，“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增刊来帮助改变其科学研究领域这一很不正常的现象”。
(摘自《自然·中国之声》杂志《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周琼/整理)
华人科学家痛批科技部 科研应抛弃计划体制（南方都市报）
著名海外学者饶毅、中国科技部顾问鲁白、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三位重量级的华人科学家，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期刊《NATURE》(英国《自然》杂志)的《中国之声》专刊上联名撰写《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措辞严厉地点名批评中国的科技部已经严重阻挠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其中行政人员把持大权，令科研人员就范于人际政治，令科学俯首于人治，致使中国的科技投入离题万里、事倍功半，已然而且还将进一步抑制中国社会原本就不旺盛的科学精神。
这样的言论，犀利但未必新鲜。事实上，身在局中的中国科研人员，当然更有切肤之痛。如今发难的三人，有熟知国内科研现状的院士，也有洞悉科技主管部门操作的顾问，还有知晓先进体制与国际惯例的海外同行，倘若他们的言说不被按照惯例视为“别有用心”，那当即刻感佩于他们的拳拳之意，而更要惶恐于他们的诤诤之言。
从舆论与口号来看，中国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已经是毫不落后于世界潮流，毕竟从百年积贫积弱的历史里，中国终于得出了“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的结论与“科技兴国”的国策。但在这来之不易的觉悟之后，采用怎样一番“大力发展科技”的体制，则是另外一重关键。三位科学家所指出的：“国家对科研课题——尤其是大课题的资助没有引入竞争”，“行政官员对科技项目经费的分配很难按项目本身优秀程度来确定”......直接矛头所指乃科技部，但真正所攻的症结，其实正是中国几十年并未脱胎换骨的计划科学体制。
这种计划科学的体制，是整体计划社会的组成部分，来自知耻后勇与后来居上的“后发优势”冲动。而令政府与国人津津乐道的成绩，则是两弹一星的研发。然而正如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所理解到的，两弹一星，事实上只是技术，而非科学——汉语将两者捏合为一甚至简化为“科技”，造成了满足民族情绪的误解。而技术可以计划，科学却无法安排——试想，连只是人类基本需求所致的经济活动，结果都被证明无法计划，更遑论乃是人类高级智力突破的科学研究？而在明白了经济活动必须诉诸市场这一道理之后，科学研究也必须从计划束缚中脱身的意识却没有水到渠成。一个最明白不过的事例，便是时下政府正在着手制定的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准备具体计划10－20个规模在几十亿到上百亿的重大科研课题。对此，饶毅于今年5月在两家国内媒体上刊发文章《国家科学规划：宜深刻改造管理体制、而非具体计划科学课题》，痛言这计划科研课题的思路，是技术计划经验的错误延伸，必定将遭受同于计划经济的大挫折。在这一计划科学体制不变的大背景下，科技部的人际政治当关，显然便是一个发生概率极大的现象。类似的情况，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多见不怪了。
事实上，计划科学、掌握未来的冲动与举动，也并非为有计划历史的国家所专，即便是一贯强调自由、竞争与民间促动的美国，也曾一度陷入其中。只是最后被赋予计划的“向癌症宣战”是有心栽花花不开，反倒是从未被列入计划的IT技术与生物技术产业却无心插柳柳成荫——而美国的科研优势，恰恰来自这众多的无心插柳。因此，同服务于经济市场一样，政府在科研领域方面的作为，也不过是创造一个好环境。这一点，在美国的科技体制之父万·布什受命于罗斯福总统考虑战后美国科研政策的问题清单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份清单上列明的是这样四个问题：第一，如何将军事知识公之于世，也就是军事科研成果的民用；第二，如何组织医学研究；第三，政府如何资助公共和私有机构的科学研究；第四，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发现和培养美国的科研人才。而及至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即著名的NSF)，其宗旨即为“由政府出钱，但不由政府控制”。50多年来，在职业科学家的掌控之下，NSF确保了美国的巨额科研拨款能够以较低的配置成本服务于美国的科研工作，有力促进了美国科技的源源进步。
今天，有不甘于科技继续落后、不忍于体制辜负决心的科学家出言呐喊，其意其实仍然在于希望中国在历史教训的面前能够认清国际社会行之有效的惯例，弃绝计划的迷信惯性，改造政府的职能，许中国的科学创造一个生机盎然的艳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