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问“论文迷局”(4)

七问“院士论文迷局”问出了什么

　　《七问“论文迷局”》是近期一篇难得的深度报道。报道从在司履生看来，魏于全有什么错、司履生为何要“旧事重提”、《中华肿瘤杂志》是什么态度、《自然医学》为何未登司履生的评述文章、司魏二人见面究竟谈了什么、哪些人介入了司魏之争、魏于全与川大的说法为何不一致共七个角度，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这起涉嫌“学术造假”事件的来龙去脉，对公众了解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举报内幕，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读罢这篇报道，笔者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七问“论文迷局”到底问出了什么？

　　其一，“问”出了举报人的立场不坚定。司履生举报魏于全论文涉嫌造假，不是一天的事情了。当时，魏于全还不是院士，也不是川大副校长。现在，后者都功成名就了，用朱镕基的话说，黑发人都变成了白发人了，举报还没结果。是举报后没人关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就报道提供的细节看，表露出举报人司履生先生的“举报立场”不坚定，没能顶住外界的干扰，以真正的学术良知，将举报进行到底。我丝毫没有责怪司先生的意思，只是说，半途而废的举报，保全的是个人，受害的是国家。

　　其二，“问”出了时下流行的狭隘的“学术爱国主义”。报道中有个细节，耐人寻味：魏被举报后，有人觉得我国学者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上发一篇论文很不容易，一些专家考虑的似乎不是论文本身的真假问题，而是“国家利益”。其实，这既是对魏于全的不尊重，更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假如司先生的举报不准确，停止调查，对魏而言，永远留下一个“疑柄”；假如举报不幸属实，及早纠正错误，不仅是对造假者的爱护，更是对国家利益的赤胆忠心。由此暴露出来的狭隘的“学术爱国主义”，当引以为戒了。

　　其三，“问”出了被举报人的“公关能力”。《七问“论文迷局”》，用了很大篇幅描述被举报人之间的“公关活动”——包括举报人口述的。尽管举报人和被举报人之间的说法有差异，从双方都承认的事实看，司先生举报后，魏先生数次连续从成都飞抵西安，力图化解这起“学术西安事变”。去的时候，有礼节性的四川土特产（魏先生说在机场买的，不足100元，司先生则说有很多特产），以及100万元的科研经费资助（因双方未达成一致，最终变成空头支票）。不管怎么样，魏先生的“公关”一度取得阶段性成功。100万元的资助，是个人资金，还是川大的经费，不得而知。幸亏这笔钱没有交易成功，成功了还不知道是谁在蒙受损失。

　　其四，“问”出了我国学术声誉潜在的国际危机。去年，韩国、日本先后爆出学术造假丑闻，韩国的造假案，惊动了韩国国家领导人，最后造假者身败名裂，丢掉了饭碗不说，还不得不公开对全国人民道歉。中国也经历了数场类似事件，迄今为止没有哪起受到严厉惩罚。我们可以心慈手软，可以既往不咎，但国际学术界怎么看，以后《自然》杂志看到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后，还敢轻易发表吗？中国的国际学术声誉，不该就这么不了了之。那样，潜在的危机留给了我们，得不偿失吧。

作者：刘海明/东方网

中科院应直接调查涉嫌“论文造假”事件

　　谭雄伟/中国青年报

　　3月底，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司履生致信中国科学院，称中科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涉嫌“论文造假”。中科院有关工作人员称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已与四川大学电话沟通并正式发函，请对方严肃、认真地调查此事。学部将根据四川大学的调查结果，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人民日报》4月13日）

　　魏于全涉嫌“论文造假”一事，在科技界内外激起波澜。中科院没有作壁上观，而是迅速出面，要求魏于全所在的四川大学“严肃、认真地调查此事”，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从报道中得知四川大学负责人的谈话，笔者又深感疑惑。

　　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虽然表态“学校一定会组织人员，十分认真地用科学的办法，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但同时又说：“我们相信魏院士。魏院士的人品、科研贡献，我们都了解。就这个事情的过程，我们也了解，不会有问题。”在没有调查之前就断言“不会有问题”，“相信魏院士”，既已先入为主，又怎能客观公正的进行调查呢？没有客观公正的调查，遑论公正客观的结论呢？

　　再者，魏于全是给四川大学带来极大声誉的人，而且是该校的副校长，属于学校的领导人，即使他能够主动避嫌，谁又能够保证对他进行调查者能够秉持客观的立场，不徇私情地开展工作呢？

　　不久前，曾有人撰文指出，近年来高校里的各种学术丑闻似乎有越来越多之势，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有的大学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对造假者予以“袒护”。笔者不敢妄言四川大学一定会袒护魏于全院士，但是前鉴历历，让人不敢对那种“自己人调查自己人”的方式表示乐观。“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是法律的原则，恐怕也是包括调查学术丑闻在内的所有调查问题的原则。否则，既有可能会出现袒护当事人的问题，也有可能陷当事人于不义。

　　近年来，对于科技界学风道德建设滑坡的批评日渐增多，论文抄袭，成果造假，骗取经费，评审拉关系、走后门……种种来自科技界内部的揭露和抨击，引发人们对科技工作者学术品德的关切和忧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批评大多停留在“泛指”的层面，有关部门很少对具体的人和事进行调查及处理。司履生教授对魏于全院士的举报，是近年来少有的实名举报，涉及的内容比较具体，加之双方都是肿瘤免疫学领域有一定声望的资深专家，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份客观公正的调查报告，不但能够还当事人以清白，也必将对我国正在完善中的科技界学术规范和制度产生积极的影响。

　　因此，笔者呼吁中国科学院直接介入涉嫌“论文造假”事件，还清白者以清白之身，给违规者以应有惩戒。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权威，有这样的权力，更有这样的义务。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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