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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有报道称，杨振宁先生提出“《易经》阻碍科学启蒙”和“阻碍中国发展近代科学”。随即出现不少文章批评杨振宁先生的看法。近日，笔者读到陶世龙先生的科技评论《亏得有个杨振宁！》，对杨振宁先生表示支持。陶先生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词句的网络查询，发现多数相关资料是广告和算命；二是根据刘华杰和江晓原等人的“科学”定义。然而，刘华杰和江晓原等人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岁虚岁都搞不清，此处暂不展开。笔者要指出的是，陶先生仅凭关键词的网络查询就做出判断，这绝对靠不住；按此方法，用计算机算命的相关资料更多，难道也能说计算机阻碍中国科学发展？

要说明杨振宁先生错在哪里，需正面回应他提出的两个观点：一，《易经》和中国文化缺乏推演法；二，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而近代科学在西方发展的关键在于摆脱“天人合一”。以下就这两点逐一回应，并揭示陶先生文章中的逻辑混乱。

（一）《易经》是否有推演法？

杨振宁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比如Maxwell方程，就是运用了两者结合的方法，今天发电机、电话、无线电、电视网络通信激光等等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而所有的这许多都基于Maxwell方程式。”杨振宁先生在物理学领域享有盛誉，但在其他领域未必是专家。须知，电话、网络通讯等信息科技，除了物理方程，还离不开信息学的各种理论和方程，而信息学的基础正是《易经》符号系统所蕴含的二进制功能。这里举一个二进制推演法的简单例子：命题——只要A为真则结果为真，求逻辑和（A+B）的真假。推演：二进制中0表示“假”，1表示“真”，则：A=0，B=0，（A+B）=0；A=1，B=0，（A+B）=1；A=0，B=1，（A+B）=0；A=1，B=1，（A+B）=1。据此可构建逻辑电路处理此类命题数据。将0和1分别对应《易经》八卦符号中的阴爻和阳爻，这正是八卦的数理推演方法。《尚书》、《周礼》和《春秋左传》等史料均有实用记录，只不过当时用“吉凶”而非“真假”表述。这一简单例子足以证明杨振宁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

当然，若说《易经》八卦早在数千年前便已回答近现代科技的全部问题，也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从古代文化遗产中获取启发而获得新发现、新发明，在科技史上屡见不鲜。杨振宁先生本人也不例外。据报道，多年前杨先生曾表示，其物理学突破得益于八卦阴阳说的启发。如今他却宣称《易经》阻碍科学，观点前后矛盾，令人困惑。

（二）“天人合一”是否阻碍近代科学？

杨振宁先生认为：“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大问题，足以写一本书来讨论。笔者仅指出一点：近代科技的发展并非如杨先生所言是摆脱“天人合一”，恰恰相反，是接受“天人合一”，承认人与自然是一回事。

回顾历史：中世纪时期，科学学术活动从属于宗教，人受宗教统治，与自然对立。文艺复兴后，科学脱离了宗教获得独立自由，人被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其标志性成果是进化论的诞生，其核心论点之一是“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一过程正是从“人”与“天”的对立走向合一。历史事实表明，杨先生的论点有误。

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天人合一”始终只是一个理想，从未真正实现。例如，人或是属于君主，或是属于宗教，或是属于家族，鲜有平等自由、与自然合一的状态。而“天”也并非自然界本身，往往是“天意”，是人间统治的权威来源，如“天子”。至于杨先生所说“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恐是他对《易经》的误解。在《易经》中，天道、地道、人道的关系并非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而是“三才”关系：天乾地坤，乾坤定位而后人位定；儒家将其引申为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和等级思想。简而言之，无论是对立还是合一，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格局。

事实上，杨先生谈论的并非社会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近代以来，哲学与科学各自独立自由，若以哲学争论取代科学学术，或将科学视为哲学教条或宗教教义，必将陷入歧途，导致历史倒退。例如，物理学的“物质”与哲学的“物质”是不同概念，混淆二者可能导致哲学教义审判科学学术的中世纪做法，从而窒息科学。换言之，杨先生将哲学等同于人世间，将物理学等同于自然界，两者固然不同；但哲学并非人世间，物理学亦非自然界。在这些方面，杨先生的严谨态度远不及他在物理学领域的造诣。

（三）科技评论需要严谨

对杨振宁先生的理由予以正面回答并指出其错误后，陶世龙先生的问题也显而易见：拿商业广告和算命新闻充当学术证据，岂能不谬？例如，陶先生的结论称：“既然《易经》如此高超，有人说它就是科学甚至超过科学，可是近几百年，掌握《易经》的中国人却在得到科学武装的西方人面前一败涂地。”此言颇有信口开河之嫌。试问：哪位“掌握《易经》的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一败涂地”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掌握《易经》”吗？鸦片战争后国土沦丧，亦是因为中国人“掌握《易经》”吗？再看另一方面：毛泽东用兵如神，仅用四年便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其著作和兵法中不乏《易经》方法的滋养。在掌握了《易经》的毛泽东面前，西方人及其援助的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

就在陶先生给《易经》扣上“新的迷信”和“美化封建专制”的政治帽子时，《易经》仍是西方书籍市场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品之一。多年来，西方科学界不断从《易经》中汲取营养并获得新发现、新发明。例如，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阴阳”方法已相当普及，连华尔街分析师在分析股票市场时也会用到。在自然科学界，此类例子亦不少：莱布尼兹借助八卦图完善二进制理论，奠定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中外科研人员发现基因密码子与64卦排列吻合后，欧洲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基因数据分析与八卦分析方式高度契合；在美国和西欧医学界，包含《易经》方法的中医针灸已被广泛接受，甚至成为需要政府考核方能从业的专门职业。试问陶先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易经》是“新的迷信”和“美化封建专制”吗？

科技工作需严谨，科技评论尤应如此。陶先生的评论不仅远称不上严谨，更有将科技问题“政治化”之嫌，例如扣政治帽子。如此做法不是科技评论，而是政治评论。以政治替代学术，是中世纪宗教审判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回响。陶先生有权否定《易经》，但若要使科技评论具有说服力，就必须遵循科学学术的严谨原则，而非以商业广告和算命新闻充当学术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