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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对药品有巨大需求，但原创性化学药物研发长期滞后，以仿制药为主，部分重要疾病依赖进口。回顾我国近代药物研发历史，尤其是抗疟药物研究，有助于理解现状并汲取经验。

在抗疟药物研究中，中国曾两度领先美国。1940年代，中国科学家在重庆率先发现常山的抗疟作用，并分离出活性成分常山碱；1970年代，中国成功提取青蒿素，成为全球一线抗疟药。本文聚焦1940年代张昌绍教授领导的常山碱研究，重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张昌绍与常山碱的发现

张昌绍（1906-1967），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在抗战期间于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开展抗疟中药研究。1943年，他与周廷冲首次报道常山对疟疾患者的疗效。1945年，王进英等用鸡疟模型证实常山抗疟作用，并初步分析其化学成分。1946年，张昌绍等在《Science》报道从常山提取出4种分子，其中常山碱B（dichroine B）具有抗疟活性。1947-1948年，张昌绍与化学家赵承嘏合作，确定常山碱的分子式为C16H19O3N3，并发现其三种异构体α、β、γ-常山碱，其中γ-常山碱抗疟作用为奎宁的100倍。

国际竞争与命名争议

同期，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Koepfli等和Merck药厂的Kuehl等也分离出抗疟生物碱，命名为febrifugine和isofebrifugine。尽管中国科学家率先发表，但因熔点差异和分子式修正，命名权最终被美国学者占据。张昌绍等的工作在国际上被广泛引用，但后来国内研究者有时忽略本国文献，反映了领域领先地位的丧失。

常山碱的局限与后续

常山碱因严重的恶心、呕吐副作用未能成药。1949年后，张昌绍等继续研究，但催吐问题无法解决。陈克恢（礼来药厂）在1981年自传中提及，常山碱几乎成为抗疟药，但因副作用失败。近年来，仍有学者尝试改造常山碱结构，如常咯林被发现对心律失常有效，用于心脏病治疗。

历史启示

张昌绍等人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取得领先成果，说明结合中西优势、专注实干的重要性。当前我国科研条件大幅改善，但新药研发仍需信心与坚持。重温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先辈的致敬，更激励当代科研人员勇于创新、做实事。

（本文基于《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2013年文章改写，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