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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快速增加，“老龄化社会”已成为关乎人口、疾病和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作为老年人群中的高发神经退行性疾病，近年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AD以进行性认知功能下降和记忆丧失为主要特征，其病理机制复杂，涉及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多因素交互作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雷红星在中国科技馆“中科馆大讲堂”上指出：“基因与环境共同影响着AD的发病。”

AD是老年人的高风险疾病。西方统计显示，美国约有500万AD患者，按人口比例推算，中国患者数量更为庞大。2000至2013年间，艾滋病、心脏病、中风等疾病的致死率呈下降趋势，而AD的致死率却持续上升，表明目前尚未找到有效治疗方法。AD早期表现为记忆缺失，随着疾病进展（约7-8年），脑部损害加重，最终导致患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AD发病风险因素众多：年龄是最主要因素，85岁以上人群患病概率达40%-50%；女性认知下降速度更快；低教育水平者风险较高。此外，不良饮食习惯、缺乏运动、炎症性疾病（如心脏病、中风、高血压）、代谢疾病（如糖尿病、肥胖）等均与AD风险增加相关。最新研究证实，不良生活方式通过影响基因功能而致病。雷红星建议：“鱼虾、素食等健康饮食可降低风险；体力和智力活动同等重要，如学习新技能、多社交。”

不同类型AD与基因的关系。2009年，英国和法国研究团队在《自然·遗传学》上报告发现CLU、PICALM和CR1三个AD相关基因。AD分为早发型（30-60岁发病，多与家族遗传相关）和晚发型（占95%）。早发型主要由APP、PSEN1、PSEN2基因突变导致，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晚发型风险基因中，APOE ε4等位基因风险最高：携带一个ε4拷贝使风险增加3倍，两个拷贝增加10倍以上。

AD发生机制研究新进展。AD病程包括轻度认知障碍、轻度、中度和重度阶段。诊断需结合认知测试、血尿检、脑影像等。传统观点认为脑萎缩是衰老不可避免的结果，但AD患者除脑萎缩外，还存在更严重病理改变。1980年代提出的“淀粉样蛋白假说”认为，β-淀粉样蛋白（Aβ）沉积形成斑块，引发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导致神经元纤维缠结，进而引起神经细胞死亡和炎症。Aβ由APP蛋白剪切产生，正常情况下参与神经传导，异常聚集时阻碍信号传递并导致神经网络断裂。研究表明，在出现记忆问题前约10年，大脑已开始出现斑块和缠结，因此早期诊断至关重要。

AD的基因组学研究方法。雷红星介绍了三个前沿方向：1）利用芯片或测序技术研究遗传风险：早发型通过家系连锁分析，晚发型采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或全基因组测序。2）脑转录组分析：通过死后脑组织RNA测序，比较AD患者与正常人的基因表达差异，但样本采集需在死亡后数小时内完成，存在伦理挑战。3）干细胞技术：将体细胞重编程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并分化为神经细胞，用于研究风险基因变异的分子机制及潜在神经再生修复，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