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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达到顶峰以来，全球生育率便开启了持续数十年的下行通道。如今，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其总和生育率已跌至更替水平以下。简单来说，平均人口已不再拥有足够数量的新生儿来实现自身的世代更替。这一趋势引发了从埃隆·马斯克到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乃至教皇等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众辩论的焦点长期集中在人口过剩的危险上。尽管这些担忧在移民相关讨论中并未消失，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已转向人口萎缩及其可能带来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挑战。全球总和生育率自1950年以来已下降超过一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生育率目前仅为每名妇女1.46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每名妇女2.1个孩子的水平。联合国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负增长。中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的第四个年头；韩国自2019年以来人口持续下降，其生育率接近全球最低纪录；德国自1972年起死亡人数便超过出生人数；日本、希腊、意大利、古巴和泰国等也已加入“人口萎缩俱乐部”。若无移民补充，英国同样将面临人口下降，死亡人数将超过出生人数。澳大利亚距离这一命运也仅差一代人的时间。

从“人口爆炸”恐慌到“人口萎缩”之忧

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一书中，保罗·埃利希警告称，20世纪70年代将带来“人、人、人、人”和一场导致饥荒与战争的人口过剩“癌症”，甚至预言人类灭绝迫在眉睫。然而，这种由人口过剩导致的人类灭绝并未发生。相反，我们正面临一个截然不同的挑战：人口萎缩。这种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是生育率的持续走低，而低生育率的背后，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许多人渴望拥有孩子，却因经济、住房、性别和气候压力而感到举步维艰。

自1950年代以来，人类在健康与医疗技术（如免疫接种）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使得人类寿命显著延长。与此同时，我们生育的孩子数量却在减少。其直接后果便是人口老龄化。一个老龄化的人口是社会进步与人类智慧的标志，但现有的经济体系却倾向于将老龄化社会视为一个问题。劳动者和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对于维持健康的经济至关重要。在澳大利亚，个人所得税是联邦政府收入的首要来源。如果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太少，无法填补退休人员留下的空缺，将严重削弱经济福祉，迫使政府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正是这种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及其对政府财政的影响，导致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呼吁国民多生孩子。正如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彼得·科斯特洛在2004年那句著名的话：“为妈妈生一个，为爸爸生一个，再为国家生一个。”

低生育率：一场“人类灾难”与破碎的代际契约

越来越多的人表示，生育选择正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根据联合国的一项调查，全球约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或将会导致他们生育的孩子数量少于预期。住房可负担性、经济稳定性、性别不平等和气候变化，为许多渴望组建家庭的人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作者认为，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地区，人们缺乏生育选择，这确实是一场“人类灾难”。“我们怎么能允许社会变得如此充满敌意，以至于对许多想要孩子的人来说，孩子成了遥不可及的事？”作者质问道。这种状况严重侵蚀了“代际契约”——即年轻一代通过工作、纳税和抚养下一代来支持年长一代的社会默契。我们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孩子消失了，谁来照顾我们？

组建家庭的重担主要落在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身上，尤其是女性。一项一次性支付的“婴儿奖金”不太可能改变人们的想法并提高总和生育率；研究表明，此类支付仅仅改变了生育的时间点。相反，提高总和生育率需要从政策角度实施一整套综合措施。这需要解决四大核心领域：住房、经济、性别和气候。具体措施包括：提供安全、可负担且合适的住房；保障就业和收入安全；提供可及的儿童保育服务；实现社会和职场的性别平等；以及采取切实的气候变化行动。作者强调：“处于生育年龄的人们在做出家庭和生育决定时并非出于享乐主义。他们不是在为自己考虑，他们实际上是在思考未来的世界，并权衡那个世界对潜在的孩子来说会是什么样子。”育龄人群希望的丧失，包括对被抛在后面的恐惧，加剧了他们对未来不安全的整体担忧。低生育率不仅反映了诸如不安全感等更普遍的担忧，还可能破坏社会凝聚力。世界面临的并非人口过剩的“爆炸性炸弹”，而是一场因缺乏实质性支持来帮助抚养备受期待的孩子而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内爆”。作者呼吁：“现在绝对是时候问问人们他们真正需要什么——然后把它们给到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