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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主要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一直在储存、研究和展示人类遗骸。这些遗骸为科学进步做出了贡献，但其获取方式却常常伴随着黑暗的历史。19世纪维也纳著名医生约瑟夫·海特尔（Joseph Hyrtl）以其对人体解剖学的渊博知识而闻名，而这些知识正是通过贿赂盗墓者为其私人收藏提供研究对象而获得的。在当时，他远非唯一这样做的研究者。这种未经逝者或其家属同意而获取遗骸的做法，构成了科学史上一个深刻的伦理污点。

法律与现实的鸿沟：NAGPRA法案的缓慢进展

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原住民坟墓保护与遣返法案》（NAGPRA）。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要求接受联邦资金的机构将原住民遗骸和随葬品归还给直系后裔、部落或其他文化关联组织，或者获得他们同意后才能继续使用。然而，NAGPRA的实施进程一直非常缓慢。许多机构以研究需要、遗骸来源不明或缺乏足够资源进行鉴定和归还为由，拖延履行法律义务。这种缓慢的进展导致争议不断，并且这些争议已远远超出了原住民社区的范畴，延伸至其他群体，例如非裔美国人社区。

MOVE爆炸案：科学机构成为“罪魁祸首”

2021年，费城记者揭露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宾夕法尼亚大学仍持有1985年MOVE爆炸案中遇难者的遗骸。在那次事件中，费城警方向一个主张黑人解放的组织总部投掷炸弹，导致11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MOVE家庭的遗骸被用于解剖学课程教学。尽管部分遗骸后来被归还给家属，但更多遗骸随后被陆续发现。这一丑闻引发了科学界的深刻反思。最近从霍华德大学退休的生物人类学家法蒂玛·杰克逊（Fatimah Jackson）正在领导一项新的努力，旨在防止此类滥用行为再次发生。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是持有这些材料的人。科学家才是这里的罪魁祸首。”杰克逊的目标是指导大学和博物馆如何合乎道德地管理其拥有的、未经同意获取的遗骸，包括来自非裔美国人墓地的遗骸。她强调，这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科学共同体必须正视的历史责任。

与此同时，积极的改变也在发生。如今，医学院的解剖教学已转向依赖那些自愿在死后捐献遗体的人。一些学校还会在课程结束时举行仪式，向遗体捐献者表达敬意。这种转变标志着从强制获取到自愿捐赠的伦理进步。如果海特尔医生看到今天的变化，他无疑会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