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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6年2月20日报道，科罗拉多大学教授Carol Cleland指出，从遥远行星和恒星系统寻找外星生命迹象的科学家必须首先拓宽思路。Cleland受NASA资助，是剑桥大学太空生物学中心的研究员兼哲学教授。她认为，试图以预定义的生命方式来寻找外星生命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类定义主要源自地球上的单一生命实例。更好的方法是研究出一种生命系统的通用理论。

许多生物学家同意，当前最好的生命定义是化学达尔文定义法，即涉及能自我维持的化学系统，并在分子水平上经历进化过程。但这一理论仅限于地球生命，因为地球生命是地球原始存在的物理和化学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Cleland强调，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寻找能挑战当前对生命认识的物理系统，涵盖我们熟悉的生命以及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

例如，1976年NASA的维京1号火星探测器进行了一项生物实验，将带有放射性标签的营养物掺入火星土壤样本中，以检测是否存在能进行新陈代谢的微生物。尽管一些科学家认为测试结果表明确实存在生命迹象，但维京飞船的第二次实验未在火星表面发现有机分子存在的证据。Cleland说：“本来科学家们已准备庆贺，但进一步研究却得出匪夷所思的结论，不符合我们所熟悉的生命定义。NASA最终认为原先的实验结论不能证明存在生命。这是至今仍有争议的实验，是可供探究的典型实例。”

尽管自然界中存在超过100种氨基酸化合物，所有陆地生物仅由其中20种构成，这意味着地球生命的来源是单一的。Cleland指出：“很难基于地球这个特例就得出所有生命的形式。”2006年1月16日《国际太空生物学》杂志刊登了生物学教授Shelley Copley的论文，阐述了化学达尔文定义，认为地球上可能存在一种替代性微生物生命形式，拥有不同种类的分子结构和生命化学成分，但尚未被当前技术如显微镜和细胞培养法所甄别。

尽管最近开发了一些新设备，但科学家探测火星或其他星系生命的技术与地球上检测DNA的技术并无太大区别。Cleland说：“假如外星生物的DNA与地球生命的DNA哪怕只有少许差别，仅凭我们掌握的少量核苷酸配对方式信息，很可能就无法发现这些生命。”那么那里到底可能存在什么呢？Cleland表示：“目前还无法想象能产生遗传物质并能适应不同环境变化的外星微生物。不过科学家们不应只寻找已知的生命形式，而应仔细寻找特例，寻找我们所不知道的生命形式。”过去十年来，科学家已在围绕其他恒星旋转的系统中发现了超过170颗新行星。得益于新的行星探测技术，这一数字每月都在增加。未来，天文学家无疑会遇到“非常古怪”的非生命系统。Cleland总结道：“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慢下结论。科学最大的生命力来自于其历史暂定性。纵观历史，是对以往异常事物的仔细分析逐渐改变了已有的科学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