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原来我是一个没有名气的研究者，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援就不可能获奖，这个奖是授予日本国家的。”这句话引发广泛关注，尤其是在中国，因为此前曾有过运动员获奖后未感谢国家而引发争议的先例。然而，山中伸弥的这番话并非单纯的谦辞，而是揭示了iPS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从诞生到获奖背后深刻的政府支持与科研体制因素。
山中伸弥在记者会上还透露，接到诺贝尔奖通知时他正在修理洗衣机，这一幽默回答缓和了现场气氛。他素来风趣，例如将iPS细胞中的“i”小写，正是模仿当时流行的苹果iPod产品，希望沾光让iPS细胞也流行起来。但谈及获奖时机，他认真表示：“我在美国有不少共同开展研究的朋友，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配得上诺贝尔奖的东西，但是现在还没有到获奖的时候。”事实上，从2006年iPS细胞成功制备到2012年获奖仅隔6年，这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极为罕见。相比之下，晶体管从发明到获奖用了8年，且当时已投入实际应用；而iPS细胞当时尚未进入临床，甚至此前有日本学者森口尚史宣称在波士顿医院用iPS细胞治疗心脏衰竭患者，后被证实为造假。
山中伸弥的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从美国返回日本后，在大阪市立大学因研究条件落差巨大而几乎患上抑郁症。2003年，他偶然获得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会5亿日元（约合600万美元）的资助，这成为关键转折点，使他于2006年率先成功制备iPS细胞。此后，日本政府不仅将他从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调至条件更优、诺贝尔奖得主辈出的京都大学，还在2007年决定5年内给予70亿日元的财政支援。获奖后，文部省又追加300亿日元（约3.8亿美元）的援助，并主动提供法律顾问，指导其团队在美国、德国等制药大国注册iPS细胞相关专利。这种力度在日本政府一向以“小气”著称的科研资助中实属罕见。
日本政府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通过iPS细胞技术将日本带上生物化学与医疗技术大国的道路。iPS细胞在再生医学、疾病机制研究和药物开发三大领域具有巨大潜力，掌握该技术意味着占据未来生物医药产业的制高点。然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学术伦理的挑战。2005年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因ES细胞（胚胎干细胞）论文造假被判刑，其背后正是韩国社会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急切渴望以及政府将压力施加于学者的畸形生态。日本、韩国、中国等东亚国家均以“制造业立国”为标榜，但深知单纯制造业的局限，例如日本每年需大量进口抗癌药物。因此，生物化学领域的突破成为国家战略重点。
山中伸弥的“感谢国家”并非简单的客套，而是对日本政府系统性支持的客观陈述。从资金、机构调动到专利布局，日本政府为iPS细胞研究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这一案例也折射出科研创新中政府角色的重要性：适当的资助与政策支持可以加速基础研究向应用转化，但同时也需警惕过度功利化导致的学术不端风险。iPS细胞的成功，既是科学家个人才智的体现，更是国家科研生态与战略投入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