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研究机构贡献很大

BIO 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学和非赢利机构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很大,在专利许可方面尤为显著.

1980年通过的 Bayh-Dole Act 法案,其核心是允许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由学校和研究机构自由申请属于学校的专利并自有转让转化.这一瓶颈解决之后,极大激发学校和产业合作的积极性.使实验室成果进入产业化进程大大加快,新产品,新工作,新公司不断因此而创造.刺激了国家经济发展,改善了国家健康事业和生活质量.

自1996年至2010年,大学和非盈利研究机构专利转让和许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巨大,其中包括 对美国工业产值影响 8360亿美元 

对美国GDP,至少有3880亿美元的贡献

技术和专利转让支持了300万份工作

仅2010年,大学和非盈利性机构就分离出651家公司,许多生物技术公司从大学和研究机构获得专利技术转让和独家许可,这种产学研合作关系,以及强有力的专利保护和行之有效的专利转让许可体系,是保持美国在世界上保持生物科技领导地位的基础.

美国的基础研究奠定了生物科技发展的良好基础.许多生物技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是靠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起家的.包括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和紫杉醇,GCSF人生长激素等.

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做大做强,离不开联邦政府大量投入基础生命科学研究,另外著名的 Bayh-Dole法案让学校和企业更有积极性推进成果转化,这二项是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前提.有这些基础铺垫,加上学校研究机构逐渐形成的技术转让办系统和BD团队,加上多年锻炼和集聚的生物科技企业家和创业者,一大批有专业眼光和行业背景的风险投资者,使得美国的生物科技产业生态有很好的天时,地利及人和.

美国科学家和教授对兴办企业的浓厚兴趣,同时也尊重投资界的偏好和办企业的经济规律,自觉地扮演科技创始人 而不是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或主宰者,这种良好心态,也促使了技术流转和转让变得更加顺畅和高效.如果科学家,教授和发明者,没有这种胸怀和自知之明,许多早期技术和发明很可能就止步于实验室或专利证书纸面光环.

这正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低效的主要原因所在.值得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并根据中国实情作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