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波动难以掌控，对于网售处方药这一既有价值又具争议的创新模式，显然没有简单的方法来满足所有相关方。用“一刀切”的方式彻底禁止，不仅会影响药品的可及性和产业发展，还可能带来新的监管隐患。当前，产业人士能做的就是继续完善医药电商在便利性、成本效益和用户体验上的优势，期待在蛰伏后重出大地的时刻。
11月30日是CFDA药品网售政策征求意见稿的截止日。自11月14日发布这份政策文件以来，所有想进入医药电商的人都感到一阵寒意：经过三四年的等待，却迎来了如此严格的规定。与新药临床注册日益高效且逐步与国际接轨相比，医药电商的政策似乎是向后退了两步。
对待任何医疗创新都应保持谨慎，激进未必先进，保守未必落后。在医药电商这一领域，我们需要在监管的谨慎与行业的热情之间找到平衡，毕竟公众的健康高于一切。
业界对征求意见稿的最大意见集中在以下两条，如果这两条不变，曾经热闹的医药电商将面临“生死劫”。
第8条：网络药品销售者为医药零售连锁企业的，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国家有专门管理要求的药品等。
政府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具备网售处方药开放的社会基础和产业基础，监管主要考虑安全性和有效性。潜台词是网售处方药难以监管，处方药可能被滥开滥用，销售和配送环节都无法做到万无一失。
企业则认为，依据“线上线下监管一致原则”，网售处方药应与实体药店一样开放。此外，网售商家的运营成本更高，违法成本也更大；同时，线上数据保存完整且全面，更易于监管和追溯。进一步说，可以限制网上药店的销售在一个省内，以避免跨省监管的困难。对于O2O送药上门的业务模式，由于同城交易且完成时间短，配送风险不高，希望不要被视为邮寄管理。
处方药网售的更大好处在于扩大药品在基层市场的覆盖，帮助偏远患者获得新特药，更好地配合分级诊疗政策；药价更透明，也有助于降低药费，提高药品可及性，方便患者用药。因此，建议放开处方药的网售，至少从部分常用慢病用药开始，建议制定一个正面清单，而不是一刀切地禁止。
第12条：向个人消费者销售药品的网站不得通过网络发布处方药信息。
政府发现一些医药电商企业以“展示”名义销售处方药，而广告法早已禁止处方药在互联网发布广告，广告的定义包括以文字、图片和视音频等形式直接或间接推销，因此决定全面禁止处方药信息的网络发布。
企业担心的是对处方药信息的界定不明确，例如说明书、外包装盒、产品名称、使用信息是否也包括在内？药品信息展示页面提供网上药店的链接是否被允许？网上药店进行药事服务时能否提及处方药信息？同时，网络展示的形式多样，药品信息可能在不同发布方之间多次链接或跳转，难以与患者教育与服务等公益信息彻底隔离。
同时，彻底禁止处方药信息发布也会影响消费者的安全便捷用药，因此希望允许对安全性高、使用成熟的处方药进行信息展示，而对抗生素、精麻类等高风险药物则应禁止展示。
对于网售处方药这一有价值但又具争议的创新模式，显然没有简单的方法来满足所有相关方。彻底禁止不仅会影响药品的可及性和产业发展，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监管隐患。
网购已成为社会普遍趋势，难以也无需阻挡，年轻人早已习惯在网上购药。电商平台除了数千万网页，还有1200万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及数十万APP，且它们的注册地、运营地与销售地常常相互分离，涉及属地管理问题，容易成为监管的盲区。政府的监管能力有限，出台严厉法案也难以执行。在市场需求存在的情况下，简单禁止只会阻断正规的电商提供服务，而不正规的医药电商反而可能大行其道。
由于医药电商监管的难度已超出省市级药监局的能力，国家需要尽早考虑建立全国级电商交易数据中心，实现药品全程可追溯，出现问题时及时通知下级药监局进行监管。未来推广网售处方药时，应借鉴国际经验，在国家层面主导建立电子处方的认证中心，以验证处方的真实性和医生的合法性。
完全禁止处方药电商或信息展示并非是全民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允许部分处方药网售、允许处方药网订店取、允许处方药信息规范展示，以及允许医院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处方延伸服务，既能满足群众用药需求，又能促进医疗创新，还能确保用药监管的可行性。
当然，如果政策终稿仍选择最保守的立场，医药电商也并非完全没有出路。例如，可以向互联网医院转型，互联网医院能够对网上就诊患者合法开具处方并配送处方药，边缘省份与宁夏及内地三四线城市对互联网医院的支持力度较大，获得互联网医院牌照并不困难。
另一种模式是将网上平台完全融入线下医院的药品配送体系，尤其是借助医联体的发展，推动药品在医联体内集中采购、配送和处方，包括未进医院平台的院外销售渠道，成功案例包括上药云平台和国药在线。
还有一种模式是暂时放弃药品业务，彻底转型为专注于保健品或家用医械的电商，以合法合规的方式开展业务。
政策波动难以预测，但如果我们坚信医药电商在便利性、成本效益和用户体验上具有优势，随着医药分开的推行、医生多点执业的普及以及商业保险的不断成熟，医药电商在蛰伏之后必将焕发出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