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0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维京1号着陆器成功登陆火星，成为首个安全触达这颗红色星球表面的航天器。不久后，它传回了人类首张火星地表的近距离图像——一片布满碎石的单调景象，呈现在着陆器的脚下。

维京任务主管汤姆·杨（Tom Young）回忆道：“我想我们当时并不会对看到草叶感到惊讶。” 数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推测维京1号及其姊妹探测器维京2号（几周后在火星另一地点着陆）将揭示怎样的火星图景。大多数人认为，即使火星存在生命，也最多是简单、微小的生命形式——尽管卡尔·萨根（Carl Sagan）曾俏皮地暗示，火星上可能生活着北极熊大小的生物。

人类对其他宜居世界的想象已延续了数千年。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里，我们甚至不止一次地“发现”了火星生命。然而，每一次当我们制造出更精密的工具并进行更仔细的观察时，所有这些主张都如同火星古老的海洋一般，最终消散无踪。到维京着陆器发射时，我们已经知道从轨道上无法观测到任何火星生命的迹象。

但火星上仍可能存在某种生命活动的希望驱动着维京着陆器执行了这项大胆的生命探测任务。然而，其结果却未能得出定论。大多数专家认为，这两个探测器未能从火星土壤样本中找到确凿的生物体迹象，但仍有部分科学家坚信它们确实有所发现。

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调查的结果仍在引发激烈辩论。维京着陆器至今仍是唯一被送往另一个星球表面以寻找现存地外生命的探测任务。其土壤样本所带来的模糊性，已成为困扰地外生命探索（不仅限于火星和太阳系其他行星，也包括可观测宇宙）不确定性的象征。我们对生命物理极限及其可能采取的非地球形态的了解仍然如此不完整，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将不存在的发现误认为真，或者未能识别出隐藏在眼前、真正的地外生物学证据。

因此，几十年来，天体生物学家们默认采取了一种保守的举证责任原则，这主要源于萨根在不思考火星北极熊时提出的两句格言：他和他的合著者写道，生命应被视为“最后的假设”（hypothesis of last resort），这主要是因为“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extraordinary claims require extraordinary evidence）。

但如果萨根的观点完全错误呢？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生命普遍存在而非非凡的宇宙中，那么为地外生命发现设定如此高的门槛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生命的指纹一直存在于火星上，而我们却因为过于谨慎而未能承认我们已经发现了它们呢？

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代火星很可能是一个宜居星球，甚至现在可能依然如此。我们对火星生命的探索有点像蒙着眼睛捞苹果——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苹果”摸起来是什么感觉，而且这些“苹果”可能只以零散的碎片形式存在。许多科学家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更清晰的方法来区分“生命”和“非生命”的迹象，一种利用统计学和概率论来指导我们解释潜在生物学指纹的量化方法。

佛罗里达大学的天体生物学家艾米·威廉姆斯（Amy Williams）表示：“所有这些不同的证据线索不断汇集，让我觉得，‘天哪，用非生物学方式解释火星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我还没有准备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生命的证据，但我认为这个故事正在构建，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潜力——将其置于一个概率上，而不仅仅是说‘是’或‘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