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对于学术界而言充满挑战，科学家们正疲于应对科研经费削减、资助项目终止、奖金停滞以及持续的政策变动，这一切都在整个科研界播下了深深的不确定性种子。面对日益收紧的财政支持，美国的神经科学研究生项目首当其冲，不得不紧急调整其招生政策及日常运作模式。
为了解这些研究生项目的真实现状，《The Transmitter》近期对美国50位神经科学项目主任进行了问卷调查，重点关注招生流程、培训补助（Training Grants）以及其他资金来源的变化。调查结果显示，项目主任们的主要担忧集中在如何为新生匹配实验室以及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前景。许多教职员工同样担忧，经费削减将对下一代神经科学研究人员乃至整个学科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杜克大学神经生物学前研究生研究主任理查德·穆尼（Richard Mooney）表示：“我最大的担忧在于，我们将破坏整个科研人才的培训链条。”
为了解全美概况，研究团队结合神经科学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的机构会员名单、拥有T32培训资助的项目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排名，筛选出了100个美国神经科学研究生项目。调查于2026年5月发出，要求受访者对比2025、2026年招生周期与2023、2024年的差异。最终，来自50个项目的负责人或行政人员作出了回应。随后，《The Transmitter》还采访了多位项目主任，以深入了解他们面临的挑战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招生规模普遍缩减与策略转型
在过去四年中，大多数项目的申请者数量保持相对稳定，约有三分之一的项目甚至报告申请人数有所增加。然而，实际录取人数却出现显著下滑：70%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两年的招生人数较之前两年有所减少；超过半数的项目实际入学人数下降。“我们的录取率变高了，但发放的录取通知书数量却大幅减少，”一位受访者表示，“我们的班级规模下降了40%。”
经费困境：对学费资助、实验室接收能力以及不断缩水的培训补助的担忧，是驱动各项目改变招生政策的头号原因。
经费担忧是导致班级规模缩小的首要因素。由于越来越多的实验室面临缺乏稳定经费的困境，许多导师无法再承诺为博士生提供长达数年的全周期经费支持，这使得为新生落实实验室席位变得异常艰难。马萨诸塞大学陈医学院（UMass Chan Medical School）神经科学研究生项目主任大卫·韦弗（David Weaver）指出：“随着首席研究员（PI）对自身获得资助能力的信心下降，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在我们机构培养一名研究生所需的25万美元资金承诺。”
作为回应，许多项目调整了招生策略。过去，项目通常会向比实际招生名额更多的候选人发放录用通知，预计总有一部分人会拒绝。但在班级规模缩小的情况下，这种预期发生了改变。部分项目开始转向渐进式录取流程，将学生列入候补名单，只有在有名额空缺时才予录取。“我们现在发放的录用通知与实际可用名额严格匹配，当有人拒绝offer时，候补名单上的学生才会递补，”一位受访者说，“这个过程对各方来说都令人神经紧绷，但它确保了我们不会超过可用名额的上限。”
由于能够承诺资助研究生的PI数量减少，各项目也在更明确地思考新生未来的去向。密歇根大学神经科学研究生项目主任谢莉·弗拉格尔（Shelly Flagel）表示：“现在每隔几个月我们就要做一次调查：你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能真正承诺为一名研究生提供五年的经费？那种信心已经荡然无存了。”她补充说，拥有启动经费（Startup packages）的青年教职员工通常对资金更有信心。
韦弗估计，过去通常会有大约三名教职员工竞争每一位学生。“但今年，相对于学生数量而言，机会明显减少，即使招生规模很小也是如此。”他推测，潜在的接收机会可能从过去的200个左右骤降至50个左右。他说，目前的招生名额目标主要由教职员工的资金调查结果来驱动，录用通知也改为小批量分批发放。
规模较大的伞形项目（Umbrella programs）由于教职员工基数庞大，可能受到的保护更多。例如，在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只要研究课题与神经科学相关，学生就可以加入研究生院的任何实验室，因此他们不会因为某一特定项目中的多数导师失去资金而陷入绝境。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神经科学项目主任玛丽亚·沙赫鲁尔（Maria Chahrour）表示，她听说有些项目已经停办，但她的项目凭借这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庇护”。
项目主任们同样对国际学生的申请意向感到担忧，超过半数的项目报告国际学生申请量有所下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神经科学研究生项目主任金永秀（Yongsoo Kim）报告称，国际申请者降幅超过50%，而本土申请者的降幅则在10%至20%之间。签证政策的变化可能会放大这一跌幅：美国最新的行政法规将学生签证期限限制为四年，这明显短于完成一个典型博士学位所需的时间。
实验室轮转模式的革新
在美国的神经科学项目中，轮转模式（Rotation models）——即学生在选定最终的论文实验室之前在多个实验室工作——长期以来一直是行业标准。参与调查的项目中，近四分之三采用轮转模式。其余大多数项目则采用轮转与直接录取（即学生直接进入特定实验室）相结合的方式。然而，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动摇：20%的项目报告称在过去两年中改变了招生方式，例如转向直接录取模式，一些主任表示他们正在更仔细地评估直接录取模式。另一些项目则更加明确地考量新生的去向，倾向于录取能够直接匹配某位拥有充足经费导师的学生。
尽管如此，也有许多项目不愿放弃轮转制，认为学生必须在做出长期承诺前亲身体验不同的实验室。“只要我还是系主任，我们就绝不会搞直接录取，”一位受访者写道，“那绝对是个糟糕的主意！”
为了不取消轮转，一些项目选择缩短轮转时间，将原本长达一年、每段持续10至15周的模式，精简为仅需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短周期。这不仅减轻了在这一期间负责资助学生的项目财政负担，还能帮助学生更快地融入实验室并启动论文研究，最终缩短取得学位的时间。
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生项目主任布伦达·布勒德古德（Brenda Bloodgood）及其团队仿照医学博士/哲学博士（M.D./Ph.D.）项目的模式，在暑期实施了三次为期一个月的轮转且不安排课程，以便学生在第一年秋季学期就能直接进入论文实验室。通过这一举措，他们旨在将典型博士学位的修读时间缩短约九个月。他们还将课程安排在每天的清晨或傍晚，从而为学生在实验室进行连续的深度科研留出大块时间。尽管布勒德古德表示“请在一两年后再来问我”，但来自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早期反馈普遍呈积极态度。
培训补助与多元化资助遭遇重创
受访者报告称，培训补助的发放经历如同坐过山车一般：部分补助被取消，部分被取消后又恢复，还有部分则陷入了漫长的审核停滞期。62%的项目报告称在过去两年中失去了培训补助，仅有12%的项目获得了新补助或扩大了资助规模。在后续评论中提及T32补助的25位受访者中，32%报告补助被取消或削减，28%报告保持稳定，20%报告被冻结或延迟，另有20%报告获得了资金增长。“我们失去了多元化学者补助及补充经费、其他未获批的新项目经费，同时还面临资金审批的延迟和缺位，”一位受访者反映。
与多元化相关的资助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在21位专门提及多元化相关补助的受访者中，有20人报告这些补助已被取消或削减。“据我所知，所有的多元化补充经费都已经被取消了，”一位受访者指出。沙赫鲁尔等人表示，多元化相关的培训补助甚至在培训进行到中途时遭到切断。“这将导致科学家的多元化群体出现萎缩，”她说道。
在密歇根大学，弗拉格尔的实验室失去了两项与多元化相关的补助：一项是旨在支持代表性不足群体的F31多元化奖学金（F31-diversity grant），另一项是R01研究项目的补充经费，这使得她的实验室陷入了长达六个月的紧急寻资期。“他们受到的研究生培训支持被彻底剥夺了，”弗拉格尔说，“他们的研究工作的科学价值并未消失，项目也没有突然变得不严谨或不具价值。真正改变的是政府支持那些开展研究的人的意愿。”
普林斯·菲利克斯（Princess Felix）是弗拉格尔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她于2025年获得了F31资助。该奖项原本应持续三年，但在2025年中期，菲利克斯收到通知称其将在一年后被终止（该项目目前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官网上被列为“已过期”）。“这让我开始手忙脚乱，打乱了我的时间规划，”菲利克斯说，“我感觉自己因为申请了这个资助机制而受到了惩罚。”
尽管弗拉格尔最终为两位受访学生找到了替代资金，但资助的中断仍然带来了切然后果：一名学生比原计划更早地离开去参加外部实习，另一名学生则提前完成了博士学业。“我们一直在努力为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群体营造一个更有支持性的环境，而现在这一切却被生生抽离，这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研究生院体验，”弗拉格尔说，“这必将对未来的科研主力军产生深远影响。”她补充说，由于寻找研究生资助愈发艰难，她目前正在缩小其实验室的规模。
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为博士生减免学费的项目仍在大力维持这一政策，且多数项目并未缩短生活津贴（Stipend）的发放期限。
职业前景转向与长远科学忧虑
未来的职业前景同样是引发高度担忧的核心来源。随着联邦科研经费竞争日趋白热化且充满不可预测性，项目主任们表示，越来越少有学生将传统的学术界作为他们的主要长期目标。“我个人甚至无法再鼓励我的学生走经典的学术职业路线，因为这条路实在太艰难、太漫长了，”金永秀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选择医学联络官（Medical liaison）和咨询顾问等岗位。另一些人则认为，持续的焦虑可能会消磨人们对科学追求的热情。“我认为这会削弱投身神经科学研究事业的积极性，”韦弗说。
作为回应，许多项目正在增加关于非学术职业转型和实习的培训课程。沙赫鲁尔表示，学生对外部实习的兴趣达到了她前所未见的最高水平，涉及的领域包括权益倡导组织、家庭支持基金会、初创企业以及科学写作等。
布勒德古德估计，过去四分之三以上的毕业生会选择博士后研究，而现在这一比例降至约一半，其中许多人转向了工业界，尽管工业界的职位也在不断收缩。她指出，即便是曾经被视为稳定替代选择的生物技术等行业，目前也在经历萎缩。“他们同样对美国的科研环境——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生物科技领域——是否依然是一条可行之路感到越来越不确定，”她说，“指导学生度过这一关非常艰难，因为他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布勒德古德和其他人深切担忧这种局面对科研人才链条产生的长期影响。“我们大约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会看到这种后果，”沙赫鲁尔说，“它从根本上放慢了科学发展的整体步伐。”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持更为乐观的态度。例如，曾在韩国、英国和美国接受过培训的金永秀，依然认为美国体系是最具韧性的体系之一。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培训挑战爆发的当口，恰逢研究人员认为科学本身最令人兴奋的黄金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局势动荡，但我们目前掌握的技术力量和认知深度正在加速我们对神经系统等复杂系统的理解，”穆尼总结道，“眼下正孕育着巨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