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和禽流感的发生看我国人兽共患传染病的防治(2)

　　在突发传染病的控制中，疫苗是最有效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一种未知传染病产生出应急使用的疫苗，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这些损失。因此，我们需要在新传染病没有发生之前，提高我国的新疫苗研制能力。

　　对于应急使用的疫苗，灭活疫苗可能是最快的方式。这就要求能够在上述诊断准备的基础上，建立起快速获得各种类型病原微生物的方法，研究各种已有微生物的灭活与保存免疫原性的条件，并建立快速进行安全性实验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较为雄厚的工作基础，按照目前世界上的发展水平，针对一种未知的致病微生物，在3-6个月的时间内获得可供现场试用的疫苗原型是可能的。

　　为了能够尽快地发展高水平的，可供长期使用的疫苗，需要在新传染病还没有发生时，努力发展多用途的疫苗载体，包括病毒类型的和细菌类型的疫苗载体。这样，当新传染病发生时，才有可能迅速地克隆新病原微生物的保护性抗原基因，组合于疫苗载体之中，从而迅速地发展出能够控制新发传染病的，高效稳定的基因工程疫苗。

　　发现有效的抗病毒药物

　　在所有的传染病应对措施中，最迫切需要的是筛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新发传染病中，约2/3由病毒引起；在目前仍然无法治愈，高度致死的传染病中，除疯牛病的病原体是新认识的，具有传染性的蛋白质外，也全由病毒引起。而迄今为止，针对病毒性传染病，仍然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

　　青霉素的发现导致了一场医学革命，而抗肿瘤药物筛选方法的新思维，获得了诺贝尔奖，可是针对病毒性疾病，全世界仍然站在青霉素发现前夕的那道门槛上。人类健康迫切需要一场像发现青霉素一样的革命，帮助我们来抵御病毒的侵袭。

　　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索有效的抗病毒药物的努力已经进行了多年，但都是针对某一种具体的病毒，具体的疾病。长期的工作已经表明，传统的药物筛选模式很难解决这一问题，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和一类简单的、可靠的、像抗生素的抑菌试验和抗肿瘤药物的干酪乳酸杆菌模型一样，适合于大量筛查的工作模型。

　　建立疾病模型

　　无论是新疫苗的发展能力，还是抗病毒药物的筛选，最大的困难都在于缺乏能够正确反映人体内疾病过程的疾病模型。

　　在我国，目前疾病模型的发展还主要处于动物模型阶段。有相当一部分疾病无法在动物中发生，有一些病原微生物能够造成动物的疾病和死亡，但与人体中的疾病机制根本不同。依靠灵长动物来逼近人体中的状态并不常能奏效，而且灵长动物来源有限，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目前特别需要的，是能够代表人体中疾病过程的，能够大量繁殖的细胞模型。

　　事实上，有了模型才可能把对疾病的认识，发展到更深入的水平。分子生物学及生物基因组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目前传染病及其控制研究快速发展的局面，相比之下，细胞水平的发展远为滞后。对于当前的精细化学分析，细胞太大而且过于复杂，难于分析完整的活动细胞中的真实过程；而对于传统的生物学方法，细胞又太小，用一般的方法无法“看”到。只有通过对细胞过程，动物疾病与人类疾病间的大规模对比，才有可能建立模型间的关系，也才有可能解析人类疾病，认识药物、疫苗等在不同疾病阶段的作用，最终重新综合成完整的疾病过程和控制手段。

　　人兽共患传染病的性质，要求疾病控制与科研领域的广泛合作

　　正因为人兽共患传染病涉及广阔的领域，这就要求各领域间的通力合作，特别是目前工作在这一领域的3支主要力量，应当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的形式，是由人兽共患传染病作为一门科学的特征决定的。

　　人兽共患传染病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了解疾病在自然界的存在形式。这种疾病，主要存在于什么动物之中，依靠什么动物才能够长期存在，也就是说，什么是疾病的主要储存宿主？是不是需要什么生物作为媒介，什么样的生物才能起维持疾病循环的媒介作用？疾病由是怎样通过这些宿主和媒介长存不息？哪些自然条件维持了这些宿主和媒介的生存，并由此决定了疾病可能存在于什么地方？因为动物没有语言，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依靠调查，依靠一个又一个鼠洞的搜索，一只又一只昆虫的鉴定去发现。

　　这就是传染病的疫源地调查。首先需要尽可能详尽地调查一个地区的动物区系，以及各种动物的数量。许多传染病需要节肢动物作为媒介，因此也需要调查当地的节肢动物群落组成。调查这些宿主动物和媒介中感染病原微生物的情况，并通过它们与病原微生物的关系，确定疾病的主要宿主和主要媒介。然后通过主要宿主与媒介的分布，确定疫源地的范围，从而了解疾病可能在什么地方侵袭人类。

　　当疫源地的存在与范围已经明确，则需要对动物中疾病的流行进行监测。疫源地只是为疾病的存在提供了条件，只有实际的动物病流行，才对人类构成威胁。监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人类的感染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发现传染病在动物中的流行，以便及时采取控制措施，以保障人类的安全。对于人兽共患传染病，监测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宿主和媒介的数量，二是宿主和媒介感染病原微生物的情况。人兽共患传染病的监测，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资料，回答疾病将在什么时候袭击人类的问题。

　　也是因为动物没有语言，人兽共患传染病学更多地依赖实验室检验的结果。我们不可能去询问动物是否患病，对于大多数野生动物，也无法观察到它们患病的症状。传染病在动物间的流行，要靠病原微生物的分离培养，检查这些微生物中的核酸或抗原成分，以及感染这些病原微生物之后产生的抗体才能发现。另一方面，实验室经验结果反映的，只是疾病流行的表面现象，还必须通过对这些检验结果的正确解释，才能挖掘出疾病流行的内在规律性。

　　在人兽共患传染病中，特别要时刻铭记的还有：同一种疾病，在人与其自然宿主中的表现，可能完全不同。这是因为这些疾病在人与自然的宿主动物中的进化历史差异。许多疾病，对人类是高度致命的危险疾病，而对其自然宿主，却可能仅仅是一种共生状态。大多数人兽共患传染病在动物间广泛流行，而人类感染却仅仅是一种流行病学盲端，没有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

　　要把传染病控制的重点，放在疾病病侵袭人类之前。这就意味着，应当争取在自然界的传染病感染人类之前，首先控制疾病在动物中的流行。

　　花费那样大的代价，去了解疾病在自然界的存在形式，控制它们在动物间的流行，是必要的吗？在不了解什么是传染病的储存宿主的条件下，我们不是也可以通过阻断传染病进入人类的方式，来保护人类不受传染病的威胁吗？SARS突然出现，告诉我们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不了解疾病会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侵袭人类，我们就会永远像SARS首次出现时那样一筹莫展。

　　要做到这一切，离不开我们3支主要力量之间的紧密合作。当然，由于在生命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只是晚近才由动物进化而来，疾病由野生动物传播至家养动物，再传播到人类，自然是主流过程。因而在目前，这种合作所带来的收益，主要是提高了对人类安全的保障。人类疾病究竟对我们周围的动物，特别是受人类保护的动物构成什么样的威胁，目前掌握的资料不多。作为一个卫生防疫人员，一个人类医学工作者，我也真诚地希望，有一天能够对阻断这个相反的过程，尽一点绵薄之力，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尽一些我们应尽的责任。(俞东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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