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之战”借力基础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北京奥运兴奋剂检测项目

        随着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和医药技术的日益进步，反兴奋剂工作也变得十分艰巨。成功的兴奋剂检测，不仅需要一线检测人员的努力，更需要基础科研工作者的帮助。为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充分体现公平竞争的精神，加强兴奋剂检测技术的基础研究成为摆在体育科学研究者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奥运科技(2008)行动计划”及奥科委的成员单位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2001年开始就资助了和奥运有关的数百个基础研究项目。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3月开始实施、为期一年半的奥运专项——“2008年北京奥运的兴奋剂检测项目”，就是一个科学基金支持科技奥运，同时借奥运需求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范例。

        希望北京奥运在兴奋剂检测上出新亮点

        7月30日，在环法冠军兰迪斯陷入禁药丑闻两天后，奥运会男子百米冠军、世界纪录(并列)保持者美国名将加特林也宣布自己在今年4月的一次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洛杉矶时报》在报道加特林药检事件的同时说：“这起兴奋剂事件的曝光让人震惊，尤其是发生在美国田径运动员的领军人物加特林的身上。这连续两次的兴奋剂事件(兰迪斯和加特林)给体育界中所谓的'兴奋剂之战’提出了强烈的疑问，这说明在体育中的这个方面，人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吴侔天说，兴奋剂药物并不都具有兴奋性(如利尿剂)，甚至有的还具有抑制性(如b-阻断剂)，国际上对禁用药物仍习惯沿用兴奋剂的称谓。因此，如今通常所说的兴奋剂检测不再是单指那些起兴奋作用的药物，而实际上是指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在体育运动中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统称。有的可抑制和减轻疼痛，从而增强运动员的自信心；有的可以增加心率、肌肉血流量、肺通气量，从而提高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的机能，加强能量代谢；有的可以增加肌肉块头和力量，有助于增加训练强度和时间，从而提高速度和耐力等。

        早在1896年现代奥运会诞生之前的19世纪中叶，就曾有关于比赛选手服用兴奋剂的报道。186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次运河游泳比赛中，发生了参赛选手服用兴奋剂事件。此后用药物来提高比赛成绩的做法被运动员普遍采用，1952年挪威奥斯陆冬季奥运会举行滑冰比赛时，赛场工作人员发现，运动员更衣室中到处丢弃着空的安瓿和注射器，一片狼藉，景象可怖。

        1960年，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纳德·延森在进行公路自行车比赛时，因为服用兴奋剂而衰竭致死。1964年东京奥运会，对自行车运动员进行了小规模的某些药物检测，这也是首次在奥运会上进行药物检测。1967年，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自行车运动员、1965年世界冠军汤米·辛普森在环法赛途中丧命。人们在他的衣服口袋中发现了尚未服用完的安非他明(Amphetamine)。1968年的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和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上，第一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实施了全面的药物检测。

        实行药物检测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同日益增多的滥用兴奋剂现象作斗争。随着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和医药技术的日益进步，反兴奋剂工作也变得十分艰巨。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解决了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检测问题，2004年雅典奥运会解决了生长激素的检测问题，这是这两届奥运会的两大亮点。”曾任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负责兴奋剂检测工作的史康成表示：从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后，很多人就有一个期待，希望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在兴奋剂检测技术上能够有一些新成果、新亮点。

        基础研究与应用需求联手助力药检

        兴奋剂检测技术是兴奋剂控制过程中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关键核心技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兴奋剂检测技术，在当时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筹建了自己的兴奋剂检测中心。1989年，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正式通过国际奥委会的考试，取得了资格。此后连续十几次获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A级实验室检测资格认证。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吴侔天说，“目前国外能做的检测，我们都能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的重点是提高常规检测灵敏度的技术，以提高检测的准确率和简化教程。”

        吴侔天介绍说，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就有几名国外运动员在自己国内未被检测出来，但到雅典就被检测出呈阳性的事件。这就是国家自己的检测系统灵敏度不够，给了运动员一个错误的信息，认为他们出国比赛也一定没问题。要保证2008年中国代表团在家门口比赛不出服用兴奋剂的丑闻，就必须提高常规检测的灵敏度，或者改进自己的检测方法。虽然这不是突破性的技术，但却可以保证中国代表团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精神。

        “还有一个问题是检测速度，把使用违禁药品和用法的运动员挡在奥运大门之外。如果金牌都发到运动员手中了，你的检测结果才出来，发现运动员服用违禁药品了，会让本来庄严的奥运会变得有些像闹剧。”吴侔天说。2000年悉尼奥运会虽然解决了通过血检的方法检测EPO，但这种方法准确率不高，还需要通过尿检来确定，但尿检的过程太复杂，共有187个步骤，且都需人工完成。如何简化这个过程，如何准确高效地检测，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就已出现了基因兴奋剂，国外对这个已经重视并开始研究，中国也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缩短兴奋剂检测的报告时间研究。

        “我是做分析化学的，从方法学来说我们的分析方法是应用到兴奋剂检测还是其他药物检测上是一样的，我们原来的方法应用到兴奋剂检测上肯定是可行的，只不过是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验证，我们现在正和解放军总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准备进行这些方法的验证工作。”清华大学分析中心主任张新荣教授说，因为这两个领域很接近，清华大学和吴侔天教授有过多次合作，运动医学研究所遇到技术或设备方面的难题时大家也会一起解决。

        张新荣说：“国家反兴奋剂中心是个常设机构，平时不可能有太多人，当有重大体育赛事时，我们就会去帮忙，全运会时我们实验室就有6个人到吴先生那里帮忙。但我们做的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希望通过和体育总局、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深入合作，能为2008年北京奥运做点事情。”

        研究支持奥运，奥运提升研究

        2006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了两个和兴奋剂检测有关的重点项目。吴侔天和北京大学刘虎威教授合作，主攻EPO和生长激素的检测。南京大学陈洪渊院士、清华大学张新荣教授和解放军总医院合作，成立一个课题组，侧重基因兴奋剂检测。

        吴侔天说，虽然两个奥运专项只有一年半的研究周期，但好在参与的五家单位都有很好的研究基础。他说：“像我就在这个领域里搞了很多年，我们以前就承担了很多课题。目前世界上能做的检测我们国内都能做，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主要目标是，综合各研究机构的优势，进行交叉和集成，提高检测的准确度，加快检测速度。”

        “2008年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测在分工上是两个重点项目，同两个课题组分头来做，实际上是想解决同一个问题。”张新荣说，当时项目论证时基金委也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项目，分开来是想发挥各科研单位的优势。基金委领导也强调两个课题组要相互协调，并组织多种交流形式，让几家机构从研究手段和角度上交叉和合作。

        张新荣说，基础研究工作者并不很清楚现在实际中需要解决什么关键问题，这需要一线的专家点明：“兴奋剂检测过去我们用国外的仪器和手段来做，下一步我们要做自己的东西。我们的重点是研究自己的分析仪器，对国际上现有最先进的仪器要从结构上去改造、从原理上去突破。使我们的检测器的灵敏度再提升一个数量级，这个必须从基础来做，分析仪器的研究其实不是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我们要在质谱仪器的研制原理上有所突破，让一些高灵敏度手段同时得到应用，诸如此类问题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应该考虑的。”他表示，这实际上正是基金委大力支持的方向。

        “基金委设立这两个一年半的奥运项目时有他自己的考虑，它没有完全从兴奋剂检测上具体地考虑问题，而是要想通过这个事情，不仅在兴奋剂检测、基因检测方面，而且在整个学科发展，在分析化学、药物监测方面做些工作。”吴侔天说，“兴奋剂检测还是基础研究，不是应用技术。并不一定就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能很快应用，所以对我们的项目进行评审的，都是应用化学方面的专家，而不是我们这些做专业兴奋剂检测的人。”

        吴侔天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国家体育总局曾多次召集数家研究单位，举办多次研讨会，对所资助的有关兴奋剂检测科学问题的奥运科技项目进行交流，建立研究方与应用方相互沟通的机制，使应用方了解基础研究的现状，促进科技服务于奥运，并从奥运需求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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