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论文探究了由非典型肺炎（SARS）的报导所引起的新闻伦理问题，同时把这些伦理问题放置在流行性疾病历史的这个大背景中。基于以前的研究，我的观点是医疗卫生危机在刚刚开始袭击人类之时，它敦促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角色从常规的,批判性的新闻报导转向到有救死扶伤目的的报导。然而，一旦这种迫切的危机过去，新闻记者的角色又恢复到了正常的社会监督范畴。这种角色的转换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特殊的含意：媒体如何负责进行诸如SARS这样的健康危机的风险报导；媒体作为新闻机构如何与其它社会机构，尤其是医疗，科技机构,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协调合作。



[关键词] 职业伦理 风险 缓和 新闻 媒体



细菌理论的社会体现



Jacob Henle 在他1841年的论文中概述了现代人所知的细菌理论。引发了一场科学界和医学界的革命。他的研究对于巴斯德和科赫这样的科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斯德和科赫的研究又为过去两个世纪中人类在科学思考和医疗实践提供了了解和战胜病菌的方法。



然而细菌理论同时也牵涉到了各级社会机构。Henle和他的接班人，通过一开始的假定，逐渐证明了疾病是通过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在人类之间传播的。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于传染病的理解。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不是上帝或者邪魔的产物。虽然不能尽善尽美，人类还是可以通过知识来干预并且抵制疾病。人们以及由他们所构成的社会机构是能够而且有时有责任帮助那些一直以来深信民俗观念或者教会教条的个人理解病菌方法。



当人们意识到社会行为，公共卫生部门的发展和公共卫生政策能够阻止或延缓疾病的传播和扩散时，就会对其他机构产生伴随而来的含意（Ratzan，2003）。科学界，医学界，及政府部门有着规范一致的社会性和机构性目标: 尽可能地预防疾病的传播; 如果传播已经无法预防了，那么就尽可能地减少和降低疾病所造成的伤亡后果。公众期望许多社会机构进一步深化这个目标：使伤害降低到最小。



不同于实验室的试管试验，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的，需要信息的沟通和交流。而且从Henle的革命性理论一提出开始，有些传播就是经由媒介进行的。



本论文的主题就是：作为媒体生态学一部分的新闻报导，不论是本地性的还是全球性的，在和疾病作斗争时，和其它的社会机构一样，都应该遵守相同的规范标准--使伤害降低到最小。进一步讲，新闻工作者至少通过下面三种方法来行使这种功能：



1． 通过向普通公众，医学界，科学界以及政府决策部门同步提供关于疾病的信息；



2． 通过报导，扮演介于普通老百姓和高层决策权威之间的多方位信息管道――不论那些权威是科学领域的，是政府部门的还是业外人士，不论那权威是本地的，还是国际的；以及



3． 通过监控，不论是为了某些个人还是社会机构的利益，了解我们的机构组织是如何应对这些特发性事件的，不论这些应对措施是长远计划还是短期打算。



概言之，对于媒体新闻报导的规范检验首先是看报导是允许学者，读者，观众，听众以及有决策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能够正确合理地应对公共健康危机，还是反其道影响妨碍了公众的正确应对。其次新闻报导还需要评估这些应对是否正确，成功。而新闻的伦理道德标准仍然是伤害最小化，但是在事件不同的过程中有一个角色转换的问题。道德标准要求，在疾病的初始阶段，所有机构组织的两个目标就是预防疾病和降低伤害。但是新闻报导工作，更甚于其它社会机构，还肩负着帮助评估这个伤害是如何有效地被降低。虽然在一些组织机构的个人也可能在进行这个方面的评估，（事实上，实验室的科学方法在要求一些个人进行评估），但是对组织机构以及个人的应对传染病的有效性的评估，是全体新闻工作者的任务，而不是某些个人能够承担的。换言之，新闻工作者对于现代瘟疫必须要检验――就像公共卫生实践一样――不仅要涵盖现状,更要预测将来（Axelrod 1985）。



风险信号：即将到来的传染性疾病



尽管病毒仍然保持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神秘性,但相比于一个世纪以前，现代科学对于疾病有了更多的认知，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病毒性疾病。科学家们已经发现病毒是一种细胞分裂的生命形式，由几乎不比基因结构大的组织构成，感染个人的细胞，并且通过影响人体新陈代谢的进程得以制造出更多的病毒，同时把人体本身的宿主细胞给扼杀。有一些病毒――其中最著名的是麻疹--在基因构造上面是稳定不变的。这种稳定性使得科学家可以研制出疫苗，这样人类就可以产生长效性的免疫力。不同于麻疹，大部分病毒在从一个宿主机体到另一个宿主的过程中，其感染力会越来越弱--这在从人类到动物的传播过程中也是同样。有些病毒是根本没有什么稳定性可言，在从细胞到细胞，宿体到宿体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变异。这些病毒是很难于防范的，其中，尤以RNA（核糖核酸）病毒为最。人们知道一些RNA病毒疾病的一些别的具体名称，如艾滋病,普通感冒，和非典型肺炎一样属于冠状滤过性疾病；还有人类最致命的感染--流行性感冒。



对于公众卫生实践，1918－1919年间的流行性感冒代表着现代风险传播学者所称的信号性事件。信号性事件通常被定义为一个事件通过一个文化发送了一种信号，使得机构组织组成以及整个公众认知都产生了变化。而这种信号往往是在事发之后才被认识到的。因为他们往往具备很多特性而不是共性。举个例子，一些信号--美国的三里岛核电泄漏事故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死亡，（而且如果从增加的癌症病例上升率来讲）也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的伤害—然而在美国形成了空前的反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也向全世界发送了一个类似的强烈的信号。但是尽管有了切尔诺贝利的前车之鉴，大多数欧洲和亚洲国家仍然继续在建造核电站。在美国，自从1979年的三里岛事故以来，没有任何一座新的核电站被授权建造（尽管已经有一座处于建造阶段）。1984年的印度博帕尔农药厂污染事故发送了另外一个全球性信号--该信号最终导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大政策转变（Wilkins，1987，1989）。



当今，信号是透过媒介传送。然而，一种信号可以通过另外一些事件而引人注目，显得突兀。这并不是单单由被新闻报导的次数的多少而决定，而是通过社会和组织机构对于这些报导的反应和交互作用而体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1918年的流感爆发是一个信号事件：它为全球的卫生政策的改变和实现指引了进程，问题的紧急性鼓励了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获得重大的突破。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该流感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了影响。它也牵涉到在战争中，军队如何应对疾病，它为流行病学领域指引了进程。从比例上讲，这次瘟疫夺走的健康青壮年的比重大于年老者和年幼者。并且它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残暴地荼毒生灵。1918-1919年的瘟疫形成了另一种信号：它同时体现了突发卫生健康事件中科学的倨限性以及对于危机性事件理解的倨限性。



1918年的瘟疫是透过媒介传播的。新闻报导包括了老百姓带着医用口罩试图防止“细菌”从呼吸道入侵身体的照片--这些是目前认为的当时事件的经典型图片。然而当疾病正横扫三大洲的时候，相比当时如火如荼的世界大战，这些报导只不过是很小的一条消息。即使有编辑记者想要大肆报导此事件，真正的媒体覆盖还是很小。因为美国政府当时希望新闻的重点在别的方向。诚如 John M. Barry（2004：345-346）在他的不吝笔墨的疾病治疗研究中提到：



在瘟疫爆发的早期，追溯到9月27日--好象是几年前的事情--威斯康辛的一份报纸，《杰斐逊郡联合报》报导了疾病的真相。负责军队士气的将军颁布法令声称该报导打击士气，并且把它传到了执法官员，要求采取任何合适的措施追究责任，包括刑法诉讼程序。然后，几个星期过去了，这几个星期中又有许多人命丧该病，然后战争结束了。《冈尼森新闻纪事》真正地不同于美国国内任何别的新闻媒体，不再玩文字游戏，警告公众，“该疾病不是开玩笑，决不能掉以轻心，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冈尼森地区幸免于难，没有人因瘟疫而丧身。



在这个媒体历史的交接点，根本不存在科学或者医疗领域中的专门新闻报导。因此，在媒体报导这个全球灾难性瘟疫时，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告知公众，向公众提供信息。但是就机构反应方面，科学家和政府内外的决策部门和个人之间的信息的传播是面对面，或者是通过电话，拍电报进行的。通常情况下，关于瘟疫的新闻是被柔化了，尤其是被政府部门小而化之了。减轻伤亡的新闻报导，包括在科学界的重大突破以及国家公共健康卫生系统的机构完善和基金增加，就有待于历史学家去考证了。但是，信号仍然存在。



从蒙混中辨别信号



尽管SARS病毒被发现--甚至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在一种充满活力的全球媒体环境中，许多有关于SARS特征和影响的新闻报导还是和1918年的流感爆发引发的影响的报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各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中国被认为是SARS的发源地，试图对新闻报导进行审查。然而，中国政府不得不和国内媒体系统进行抗争，虽然对于它，中国政府还是一向控制得比较好的。中国政府同时还需要和全球性的卫生组织进行抗衡，后者总是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和1918年的流感一样，SARS通过交通系统进行传播--这意味着，一旦它溜出中国，它迅速到达其它有着更自由新闻体系的国家（比如新加坡），然后再到达加拿大--那里的卫生系统是相当健全成熟的，而且公众警告观念也是很强的。结果就是，主要迫于全球机构压力而不是本身新闻主动性，关于SARS的新闻迅速地向全球公众和媒体发送发布。（Arguin, Navin, Steele, Weld, & Kozarsky, 2004; Wallis & Nerlick, 2005）。



当然其间出现了一些错误。这并非是新闻过度报导引起的，而是因为在初始阶段，科学家们和传染病专家们对于该种病毒知之甚少的缘故。然而，研究发现民主制国家中的新闻报导通常比较准确（Wilson, Thompson & Moansoor，2004）。对于SARS的报导沿袭了约定的趋势，它因死亡率的上升而密集，又因死亡率的下降而衰减（Aldeman & Verbuge, 2000）。但是覆盖面--极有可能是基于新闻知识上面的--是无历史记载的（Hume, 2004）。新闻工作者要么是不记得1918年的流感病毒，要么是从来没有认识到那场灾难的深远的社会影响。他们的信源，只是专注于眼前的疾病抗争，几乎没有提及历史上的相关传染病事件。这些机构的以及专业的因素导致了初始的新闻报导聚焦于死亡人数，显而易见的高传染率以及科学家们所未知的领域。疾病本身也对于这种进程推波助澜；比如说在新加坡，尽管已经采取了隔离措施，还是有些新的病例发作。在最初的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科学和医学上面的不确定因素。诚如Osterholdm（2005：28）所叙述：



SARS的经历对于将来全球如何应对瘟疫性流感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教训。尽管相比其它的传染性疾病，SARS所造成的绝对死亡人数还是比较少的，它给许多国家的很多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心理压力。在最近的一份对于传染性疾病的分析报告中，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指出：“相对比较高的得病死亡率，超级传播者的难以识别性，该种疾病的全新性，全球传播的速度，公众对于政府控制疾病传播的控制能力的不确定性都导致了公众的惊慌。这种惊慌，转而可能影响了并且恶化了对于那些有着最多SARS病例的国家旅游业的经济打击。”



对于这个观点也还有人持异议。学者们发现尽管媒体密集型地报导了SARS的大小事项，一些国家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不安,甚至对于该种疾病是一无所知的（Bergoon & Sanchez, 2005）。



然而大部分的新闻报导聚焦于疾病本身以及最初的医学反应。也有一些关于研制SARS疫苗努力尝试的跟踪报导（截至本文写作期，该尝试仍未成功）。但是新闻媒体的重点仍然放在个人如何采取措施进行自我保护。很少有新闻报导专注于动员全社会来控制疾病--那需要公共卫生组织，尤其是医学机构的参与，还有需要支付这些救灾战略的各级政府部门（Ricchiardi, 2003）。尤其麻烦的是美国，作为全球的唯一超级强国，在很大程度上面先入为主地认为有可能是生物恐怖主义分子引发了这场全球危机（Garrett, Osterholm, Karesh, & Cook, 2005）。



考虑把“不伤害”作为一个制度上的目标



基于SARS的特别历史和对该疾病的新闻报导，人们很可能用一种标准的框架来评估新闻工作，还用此框架来设想未来。在第一个层次上，提供关于SARS的信息，很明显地，新闻工作者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尽管有时由于困难的政治情势无法十全十美。SARS的报导同时也使得更强的媒体报导的杠杆支撑点突兀出来，那就是和别的社会机构精诚合作。当SARS聚焦于各政府部门合作的必要性的时候，其它的社会组织机构，尤其是科学界和医学领域也同样被牵涉进来。好的新闻报导的前提是记者有高质量的信息可以运作。因此，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是一种大家共同的责任，既需要和各级政府官员，也需要和科学家，公共卫生部门医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组织，各级相关机构以及他们的公关人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Valenti & Wilkins, 1995）。



然而新闻工作者有责任使得信息深奥老练，既有科学素养又有历史熏陶。大致说来，SARS新闻报导--撇开国家或者起源不谈--在这个方面还不能达标。深奥老练是必需的，因为经由媒介的传播并非单向--在消息传送到医学刊物之前，医生们已经看过了，如果要等到这个新闻故事成为了学校课程的一部分，那就需要更长久的过程。政府官员在读新闻的同时也在考虑着它所牵涉到的公共政策。遇到某些诸如911的特大事情的时候，官员们在密切注意着每一条新闻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尽可能多的了解到发生的一切 （9/11 Commission，2004）。基于大众对于新闻的不同利用，其传播就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面面俱到地向政治人物提供世故，深奥老练的风险信息（Krimsky & Plough, 1988）。新闻报导，编辑发行新闻的从业人员，提供资金后盾的新闻组织以及其它支持新闻的资源，需要三思而后行地向各个层面的受众提供信息。同样的新闻既是向决策者也是向普通百姓提供信息。



这第一,第二种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同时也适用于许多其它的社会机构，尤其是公共卫生和科学机构。他们假定大众传播有着正面积极的价值；他们给予其特权使新闻传播欣欣向荣而不是被政府紧紧地控制着。在道德伦理学的角度上，在进行新闻报导的过程中，所承担的道德伦理责任和“做学问”的科学家以及进行医药研究实践的医务工作者是相同的。他们共同承担着拯救生命，减少人类损失的责任。新闻工作者如何来达到这一目标，也是本专刊的主题，同时也将是亟需更多学者参与讨论的课题。



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标准。当议题是疾病时，新闻工作者要承担第三种责任：严肃认真地考虑未来，评估一下其它社会机构如何预见该种疾病，如何备战（Wilkins，1990）。这个标准并不意味着制造 “最坏情形” 的新闻报导。但是它的确意味着请教并且评估社会机构，各级政府，医疗单位，非盈利性组织，对于可预见性问题传染疾病如何来做好准备工作。在这个框架结构下，具备职业道德的新闻工作者需要成为平息监督员。他们不仅需要报导和调查已经发生的事件，更需要思考计划将来的应变。这是一个组织目标，并非个别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由新闻机构组成的整个媒体生态圈的责任。只有当平息工作和死亡率在新闻报导中所占的分量差不多时，新闻记者和他们所依靠的机构才得以松一口气来为下一次瘟疫作准备。瘟疫和传染病是不可能灭迹的，但是未雨绸缪可以降低其对于人类的杀伤力。新闻伦理学就在于在整个进程中表达了所有想关人员的观点，向当政者的集体政治决策作出贡献，帮助他们评估他们行为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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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威尔金斯 (1982年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及哈里 S. 杜鲁门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本论文英文原文刊登在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与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发行的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15, Number 3, November 2005。出版商为英国 Taylor and Francis 集团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