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能否取得成果、成果的大小以及所需时间，固然与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路径正确性及水平高低有关，但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国家所采取的科技政策。在干细胞研究领域，不同的科技政策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美国和新加坡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前者因种种原因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实施限制和反对，而后者则以灵活的伦理原则支持此类研究，从而出现了迥异的结果：原本科技领先的美国在干细胞研究上落后，而新加坡则后来居上。

不同的科技政策

目前，一些国家同意治疗性克隆研究，即利用人类胚胎培育和提取干细胞以治疗疾病，但反对生殖性克隆（克隆人），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新加坡和中国等。而另一些国家则无论治疗性克隆还是生殖性克隆都一概禁止，美国是其中的代表。美国总统布什于2006年7月19日首次动用否决权，驳回了一项编号为“H.R.810”的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案。其理由是：“这项法案支持利用无辜的人类生命为其他人牟取医学利益，它（胚胎干细胞研究）超越了我们这个正派社会应当尊重的道德界线，所以我否决了这项法案。”白宫发言人斯诺进一步补充道：“布什认为谋杀（胚胎）是错误的……为了科研目的，给予生命，又让它死去，总统对此无法接受。”这种保守政策直接导致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的干细胞研究加速发展，远远走在美国前面。布什的做法在国内也遭到公众、政治人物、科研人员和生物医学专业人员的强烈不满和抨击。

相比之下，新加坡对干细胞研究的政策与美国大相径庭。新加坡在对待人类胚胎方面的伦理理念借鉴了国际生物医学界公认的标准：发育到14天以内的人类胚胎不能算作生命，可以允许对其进行研究，包括用于培养干细胞。

不同的结果

由于布什政府对干细胞研究持续限制，自2001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干细胞研究的经费仅为6500万美元，这对于科技领先的世界强国美国而言可谓杯水车薪。此外，政策限制导致一些科学家要么流向他国，要么暗中研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干细胞研究的落后。相反，新加坡宽松的科技政策不仅获得了政府资金支持，还吸引了全球干细胞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新加坡政府已投资3亿美元用于干细胞研究，其集研发中心、生物科技创新公司及国际大药厂研发办公室于一体的Biopolis吸引了来自全球50个国家的顶尖科学家，例如1996年全球第一只克隆羊“多莉”的研制组成员之一科尔曼，以及早在2002年就从动物胚胎中克隆出干细胞的斯里兰卡籍胚胎学家邦索（任职于国立新加坡大学）。2006年7月27日，新加坡生物科技公司ES Cell International宣布培育出8个全新的人体胚胎干细胞株，并于当年底供应给全球科研人员使用。该成果发表在7月底的世界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标志着胚胎干细胞研究从过去主要从动物（小鼠）培育出对人不太安全的干细胞，发展到今天培育出对人相对安全的同类干细胞。

不同科技政策的深层原因

各国制定不同的科技政策原因众多，可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等方面分析。美国处于全球科技、经济的最优行列，限制干细胞研究似乎并未威胁其科技地位，毕竟其有多年的积累和全球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包括绝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导致美国政府奉行保守干细胞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布什本人和相当多美国人的文化观念，即对人和生命的保护意识、人权观和保守的宗教观。6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是其生活的重要因素，而即使未将宗教视为重要生活内容和价值判断的人，也有相当比例认为应当尊崇自然，反对流产和用胚胎作研究，认为后者意味着毁灭生命。新加坡倡导科教立国，极欲以科学成果推动社会进步，并通过自身成果让这个建国较晚的新型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他们在对待干细胞这样尖端但敏感的问题上没有太多顾忌，从而采取了宽松和支持的政策。由此，美国和新加坡在干细胞研究上出现迥然不同的结果似乎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