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周末，刚结束2006天津世界艾滋病日论坛的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高福和助理马俊才立即赶回北京。晚上，他们已经约好中科院国际合作局的邱华盛处长和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津等人，讨论如何让日本东京大学的合作设备尽快通关。  

        傍晚时分，他们聚在了一起。  

        “通关手续现在与过去有很大变化，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过去是计划经济，国家海关的很多政策在不断修订之中。”王津介绍。  

        “如果希望得到免税，需要日方出示一些证明材料。”东方公司负责联络海关的人说。  

        “我们的合作协议明确。但不论什么情况，我们希望设备尽快到位。”马俊才说。  

        “我昨天与海关也联络过。他们表示，中科院和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合作设备进口会得到海关总署大力支持，具体手续怎么办可能需要进一步沟通。”邱华盛告诉大家。  

        ……  

        中科院微生物所与东京大学的联合实验室源于2005年4月29日中国科学院与日本东京大学签署的全面合作协议。在此基础上，2005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签署建立分子免疫与分子微生物学联合实验室、结构病毒及免疫学联合实验室的合作协议。该项合作于2006年7月被科技部批准为中日政府级合作项目。  



        共同关注——肝炎、艾滋病等传染病  

        众所周知，我国是乙型病毒性肝炎的高发区，全国约有1.3亿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在我国，艾滋病也以30％的年递增速度增加。截至2004年9月底，全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为89万。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10年可能达到1000万。  

        此外，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1996年以来，有50种传染性疾病在世界五大洲的83个国家流行，全世界几乎每3～5年就有一种新的传染性疾病产生，1973年至今出现了近40种新传染病。由于环境和遗传等因素的变化，一些病原发生突变，造成本来只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病毒产生变异传播给人类，如SARS冠状病毒、禽流感病毒等。这给研究人员带来更多的难题和挑战。  

        高福说：“传染病研究是我国政府和科学家们目前高度关注的焦点，当然也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要解决这些威胁人类健康的难题，中国需要联合国际上的优秀同行协作攻关，遏制乙型肝炎和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和蔓延，不能让艾滋病继乙型肝炎之后成为我国第二个‘国病’，不能让艾滋病毁灭非洲民族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东京大学医科研究所的前身是传染病研究所，其病原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在国际上领先。其在肝炎病毒及艾滋病病毒混合感染机理方面建立的接近于临床的试验模型，无疑值得我国在艾滋病及肝炎的病原学及感染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借鉴。而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是我国微生物学研究领域中学科齐全、水平一流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在研究乙型肝炎、艾滋病的分子病毒学、病毒感染机理、与宿主因子相互作用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以研究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而著称，被科技部指定为感染动物模型研究、疫苗和药物研发的动物实验平台。  

        就日方而言，突发性传染病作为国际性活动已经不再是区域性疾病。有些传染病可能在日本没有发现过，但一旦中国发病可能对日本构成威胁。为此，日本正在建立国际化的合作。  

        高福介绍，通过合作，双方均希望能将彼此的实力结合起来，不仅在分子的水平上、在病原的机理上作理论的突破，而且能为发展更有效的预防控制手段和抗病毒药物提供理论依据，推动中国肝炎、艾滋病防控及治疗手段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希望这一项目的实施将在流行性病毒感染与免疫科学研究领域树立一个相互协作、相互启发、取长补短、共同研究的合作典范；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科学家加入国内研究团队工作，以加快国内感染与免疫领域研究的步伐，推动我国研究团队的建设。  



        投入空前的合作规模  

        中日这一合作预期10年。日方将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目前已投入价值2000万元的设备，并派有两名核心科学家常驻中国。“如此大额的投入在中日近10多年的科技合作史上并不多见。”  

        马俊才告诉记者，在合作方式上，日本决策层思维方式有改变。早期的中日合作，日方更多的是吸收中国的优秀科学家去日本工作，比如培养学生、让科研骨干去日本工作等。而现在开始与周边国家合作，与周边各国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  

        中日联合实验室在管理上也颇有新意。首先，联合实验室实行主任聘任制，由主任全权负责中日联合实验室的工作；其次，设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主要职能是决定中日联合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研究重点、审定研究课题、监督经费使用、组织论文答辩及成果评价等；第三，实行考核、奖惩、聘任制度；第四，设立中日联合实验室办公室，协助实验室主任进行日常工作。  

        科研上，中日双方各有一名课题负责人。马俊才说：“双方都有一个独立的团队，同时开展研究。但所有研究进展、两个团队每周的例会是共享的，可以相互参加、发言、提建议。”  

        这种国际合作的方式和以往不同，过去我们派人去学习，但只是个人的学习，而团队并没有学到什么，要回来再教。  

        对于合作成果，论文由双方共同署名，根据贡献大小决定论文作者的排名顺序。专利一般由双方共有，特殊情况下可通过双方课题负责人协商解决。  



        从不畅到顺利  

        据邱华盛介绍，东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有近30年的友好交流历史。1979年，中国科学院与日本学术振兴会签订学术交流备忘录。1982年，在两国政府支持下，中国科技大学和东京大学签署了工科领域的合作协议；1993年，在两校长达10年的成功合作的基础上，双方又联合中日八所重点大学进一步在多个领域开展了为期10年的大学群合作研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也和东京大学宇宙线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多年的宇宙线观测研究。此外，双方还在天文、气象、黄土高原环境治理和沙漠化防治等多个领域开展了数十项合作研究。  

        2005年4月29日，在中国科学院和东京大学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表示：“这次中国科学院和东京大学正式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然而，这次合作起初并不顺利。马俊才说：“2005年是东京大学论坛在国外举办的第二年，2004年已经确定要在中国举办。然而2005年4月正是中日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东京大学校长小宫山宏、副校长桐野丰也通过各种方式和我们联系，商讨如何办好这个会。当时在清华举行的学生论坛已经取消。但中科院决策层高瞻远瞩，路甬祥院长、白春礼副院长、陈竺副院长都认为，虽然政治关系紧张，但科技合作不会长此以往，可以通过民间外交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2005年4月29日，陈竺亲自出席会议并签订合作协议，中国分子免疫领域里所有的高层科学家都出席。当天晚上，白春礼邀请小宫山宏校长访问中科院研究生院，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并举办晚宴宴请日方一行。小宫山宏校长很受感动，在晚宴上说：“在我来之前，很多人劝我取消或者延期，但我坚信中日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交流是几十年、上百年的，不会因为短暂的一些事情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