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投入了数十亿新元，但其发展方向和成效引发了激烈争论。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李玮玲医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对新加坡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提出质疑，认为研究范围过于广泛，应集中精力在亚洲占优势的领域，如B型肝炎、肝癌、胃癌、红斑狼疮、中风及脑部创伤的防治。她指出，新加坡面积有限，不应扮演创业资本家的角色，而应聚焦于能带来经济利益和改善病人福利的突破性研究。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新科研）主席杨烈国则反驳称，新加坡的投资是长远的，每个科研计划需5至10年才能完成，之后将科研成果商品化。他强调吸引外国顶尖科学家不仅是为了科研成果，更是为了培养本地年轻科研人员。杨烈国以“鲸鱼和孔雀鱼”比喻资深科学家与年轻人才的关系，认为没有“鲸鱼”的指导，年轻人将失去学习榜样。

李玮玲进一步指出，新科研引进的外国科研明星并未作出重大发现，且生物医药业的贡献主要来自药剂公司，而非本土研究。她批评杨烈国没有治病经验，在象牙塔里规划科研方向，并呼吁关注B型肝炎和脑部创伤等被忽视的领域。杨烈国则回应称，自1987年后出生的孩子已接种B型肝炎疫苗，该研究不再重要，而癌症研究更为紧迫，因为年轻人患癌病例增加。

这场争论反映了新加坡生物医学研究策略的深层矛盾：是追求广泛的前沿研究，还是聚焦于本地优势领域？新科研副主席林泉宝表示，政府将在未来五年投入135亿新元支持科研，并强调科研需要长期投入。李玮玲则反问，如果新科研认为科研急不来，为何当初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签署五年期限的合约？她呼吁决策者不要只为个人荣誉，而应为大众利益着想。

最终，杨烈国以“绝对不要跟不可理喻的人理论”回应，而新科研表示将继续采纳建设性意见，但生物医药科学政策维持不变。这场辩论凸显了科研方向、资源分配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复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