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体制下，做不好也难——来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按    4月9日，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和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一行考察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是一个完全迥异于我国当前科研管理体制的新型研究所，运行仅仅3年便跻身国内同类院所前列，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从今天起，我们将推出本报记者采写的系列报道，介绍该所的有益尝试和先进经验，以飨读者。

　　北京昌平远郊，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一栋砖红色楼宇位于其中。由于人烟稀少，显得空旷宁静，但却暗涌着生命科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叶克穷，一年前他还在美国，正为是否回国踌躇不定，没料选择来这里不到一年光景，就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最近，他多位同伴的科研论文又陆续见诸《科学》杂志。

　　一个地处偏僻，刚满3周岁的科研单位，却陆续涌现出国际顶尖水平的原创成果。这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体制突破带来的创新效率。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四五年的‘开垦’，在这块试验田上打造出国际一流研究所的雏形。”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告诉记者。

　　一个“另类”的研究所

　　2005年年底，由国家批准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正式挂牌。该所采取改革试点的方式，旨在探索一条与传统科研体制迥然不同的研究模式。

　　生命所诞生伊始，就呈现出全新的面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包括1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24位国内外知名科学家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学术水平之高开创国内先例；招聘研究人员优中选优，从250多名海外留学人员中遴选了16名优秀人才；力邀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和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加盟，并聘为所长；回国后担任实验室主任的，要求论文不能低于国外发表的水平，任职5年到期，由科学指导委员会匿名评估，不合格者立马走人。

　　生科所还给每个实验室配套了足额的科研经费，让科研人员不再为钱头疼。可是，在面向全球华人招聘的时候，有些科研者虽有意回国，但有所顾虑，担心“条件虽诱人，却怕是‘空头支票’，朝令夕改，难以落实。”

　　体制突破必须有政策上的保障。在管理运行方式上，该所由国家8个部委组成的理事会共同管理研究所的工作，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并作为资金来源的主要提供者，投入5亿元人民币给予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同意以项目形式继续支持，并争取从企业筹措两亿元人民币。

　　正是这些政策让海外应聘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用“鲶鱼效应”来比喻这种尝试，虽然不一定恰如其分，但出发点是激发创新活力。

　　“我们想引入类似‘鲶鱼效应’的竞争，通过顶尖人才推动，激发国内同行创新的潜能，改革中国科研体制，并拉动生命科学研究上一个新台阶。”据他透露，这种高效、全新的管理体制已经初见雏形。

　　不看“三围”看实力

　　“别的单位招人唯职称、唯论文、唯出身，我们就看人，看潜力”，谈到招聘要求，所长王晓东打趣地说，“这里不论‘三围’，能当‘模特’的我们不一定要。”

　　按照国际惯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先后四次面向全球公开招聘优秀人才。每位入选者都经过严格遴选，而且必须是真正站在科研前沿的生物学家。

　　16个实验室主任中，有三分之一是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实力，还有一部分是看重培养潜力。王晓东告诉记者，该所最大的体制创新在于评价体系的改革，“选人没有框框，不在意是否从过名师，有好背景，只有一条标准———能不能干”。所长邓兴旺更为干脆：“评价不讲论文篇数，而看是否有前景。”

　　生科所采用国际同行的评价标准，由科学指导委员会每5年对实验室主任进行一次评审，标准只有一条：国际一流水平，达不到这一条者将被解聘。“你有多好，取决于你发表的论文有多好。”同时，所长结合其研究工作的前景、对研究所的综合贡献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来决定其是否进入下一期聘任。

　　“虽然没有量化的指标，却有无形的压力”。实验室主任反而感到一种更大的来自内部的竞争压力和动力，因为研究所为科研人员尽量“松绑”，并最大程度地“减负”，5年下来做不好的唯一解释就是自己不行。

　　不再为跑项目“走火入魔”

　　坐在眼前的叶克穷，是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小伙儿，远离了媒体的追捧和外界的炒作，刚发了论文却显得超乎寻常的平静和淡泊。

　　“发这种级别的论文，有的学校奖励100万，你怎么一点儿都不兴奋？”

　　不善言辞的他面对记者抛出的问题，有些诧异：“发论文是应该的，我选择来这里，就是因为可以全心全意做科研，学术完全自由。”

　　食堂、实验室、家，三点一线的生活让这位实验室主任乐在其中，心无旁骛。据说，来生命所近一年，他竟然不知道工作的大楼旁有座人工湖。

　　据行政副所长智刚介绍，研究所给科研人员足够的经费，并在仪器采购、日常生活方面提供尽量多的帮助，尽量使引进人才少为事务性工作操心。

　　当然，科研人员的最大解放是，不用再为要项目、拉经费、发论文而“走火入魔”。

        张宏博士走进该所缘于一次在波士顿的聚会。当时，他听朋友谈到北京筹建生命研究所，王晓东也正在美国“招兵买马”。2003年11月，他在美国机场与王晓东进行了一次谈话，后来参加了面试。当时他要回国没有一人支持，连他的博士导师也不解。张宏的夫人在美国人类基因组工作，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张宏最终用两个小时说服了夫人，在美国辞职后连同孩子举家回国。

　　回来的理由很简单：“在美国能看到自己2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也许在一个不错的学校里当教授；而在中国却充满着未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干番事业，充满新鲜和挑战。

　　“搞生命科学是件很难的事，它都是从不起眼的东西做起，我们研究对象也许就是一条一毫米的线虫，有人奇怪研究这有何意义，但任何基础性原创研究都是从很简单的东西入手。”

　　庆幸的是，张宏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大展拳脚，实现自己的抱负，让他感触最深的是“不用为申请课题请客吃饭，不用为筹集经费拉关系，更不用为繁琐的验收检查写报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心做学问。

　　“在这种体制下做不好也难。”张宏笑道。

　　“希望我走了，体制还在”

　　虽然依托于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并得到中国科学院等8个国家机构的支持，生命所却不受行政干扰，实行所长负责制，所长向理事会负责。

　　所长王晓东是几十万中国留美学者中唯一的一位在美国本土当选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目前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在国际著名的《细胞》杂志上共发表了11篇论文。当时他从26个候选者中脱颖而出，以最高分担任所长。

　　除了参与建所初期招聘第一道筛选工作，他和另一位所长邓兴旺主要工作是帮助所里在北美招聘人才，广泛宣传，同时每年去武汉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做宣传、讲学，其次，就是参与5年之后的评估工作。

　　“你如何管实验室？”“我不管。”王晓东坦然地回答。

　　当然，他也会去实验室看看，主要是与主任谈谈最新科研进展，如果他们需要指导，可以提供。“但我没有什么权力，更不会去干涉他们，每个实验室主任可以放手干自己想干的事。”

　　王晓东的愿望就是能够在这里探索出一条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希望用5到10年时间，在国外提到这个实验室，没有人不知道。”

　　最近，国外有个学者考察后想来生科所，但仍免不了担忧：“王所长，你走了，怎么办？”

　　“没关系。我走了，体制还在，机制还在。”王晓东回答。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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