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记者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同行一样，在报道科技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记者们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巡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边界。即使在政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的国家，政府看起来也愿意在很多领域让媒体在采纳和有效实施那些负责任的政策方面发挥作用。

　　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研修班就凸现了这样的领域之一：生命伦理。这个词经常被广泛地解释成涵盖了生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它在伦理方面的后果——这包括那些涉及到人类克隆到安乐死，以及医疗保障制度的分配等各种话题。

　　本次研修班由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英国文化协会北京办公室）、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主办，并得到了英国大使馆和北京大学医学伦理学教研室的支持。在这次为报道生命伦理的记者们开设的研修班上，参与者学习到了许多经验。其中之一，就是记者们注意到了在政策法规与实际行为中的差距，这些政策法规被制定出来是为了确保科学的发展是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进行的。

　　这些差距并非仅仅出现在中国。事实上，它们可能出现在任何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超过了社会有效管理这些变化的能力的国家中。

　　但是，随着中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记者们需要追踪和报道科学技术如何影响个人及其社区的情况，这比以前更加重要。

　　外部压力

　　在中国，有求有效地管理生命科学的压力，部分来自该国期望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迫切地希望吸引外国制药公司在中国开展新药的临床试验，该国巨大的人口以及低廉的费用让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比在西方具有诸多优势。

　　记者们已经迅速地报道了看来逾越了伦理底线的一些案例。其中特别敏感的情况之一，就是临床试验的参与者们是否获得了足够的“知请同意。”实际上，媒体对这些领域争议问题的报道，已经促使政府在这个领域强化了管理措施。（参见中国将发布更严格的研究伦理规定）

　　记者们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另一个领域，就是揭发科学欺诈行为。本次研修班的讲座之一，剖析了韩国媒体——而不是该国的学术界——在干细胞研究者黄禹锡的倒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韩国媒体揭发了黄禹锡伪称克隆出人类胚胎的行为。

　　中国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科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的邱仁宗教授毫不客气地指出，任何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黄禹锡丑闻的自满情绪都可能高兴地太早了。他在研修班上说，许多导致黄禹锡倒台的因素——诸如迫使科学家生产出突破性的新思想来赚取利润或者弘扬国威——在中国都存在。邱仁宗表示，问题不是中国是否会经历类似黄禹锡的事件，而是何时。

　　负责任的报道

　　在本次研修班上，讲座的教师们还强调了有效地报道必须准确，特别是在涉及到科学问题时。例如，有关克隆的新闻报道，需要区分出“生殖性克隆”整个生命体（包括人类）和为了治疗疾病而“治疗性克隆”某些细胞。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禁止任何关于违反伦理或者争议性的生物医药研究的报道。但是试图调查这些事件的记者们经常遇到各种挑战，包括报道的技术准确性以及许多科学家不愿意与他们交谈等障碍。结果，在中国，报道生物医学研究中出现伦理问题的文章数量稀少。

　　但是，当科学记者们撰写这类文章时，他们也会发现，自己遭遇了各种非科学的问题带来的不同挑战。实际上，这次研修班表明了报道生命伦理问题意味着需要处理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许多关键的挑战。

　　挑战之一是腐败问题以及相关的对权威的滥用。这类问题经常在媒体上得到报道，但是通常仅限于知名的公众人物。科学记者们证明了这个问题也存在于生命科学领域，不论它是为了获得提升而伪造科研结果，还是捏造知情同意的条件来推动有利可图的临床试验。

　　另外一个问题是透明度。不符合伦理的行为总是在缺乏公共监督的地方泛滥。但是，如果掌权者不论因为什么原因，限制人们获取本应属于公共领域的信息和数据，那么基于事实的对话就是不可能的。

　　缺乏透明度对优秀的新闻报道同样构成了障碍。那些不准备充分告知临床试验参与者试验的全部细节的医院，通常也非常不愿意与记者谈及他们试验的细节。

　　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了决心，在原则上，它愿意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它已经制定了苛刻的罚则，来处罚那些通过科学造假来滥用公众资金的人。

　　不仅如此，有关疾病传播的官方数据——例如艾滋病和SARS的数据——比起前几年来更容易获得。这部分是由于诸如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施加了压力。

　　打破旧习

　　但是旧习不那么容易废除。一些记者觉得，这类疾病的官方数据往往比疾病暴发时的真正程度更保守。而且，当军方科学家发现中国第一例人H5N1禽流感病毒死亡事件发生在2003年，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2005年的时候，没有人通知民事的卫生主管部门。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大会上，记者们被拒之门外。组织者们的顾虑可能有据可依。但是，通过禁止媒体参与这次会议来达到这个目的，对许多参会者——以及希望报道那些正在讨论中的议题的记者们——是不合理的。

　　实际上，轻易地排除记者们的参与反映了中国许多官员和部分科学家的态度。他们觉得现代科学引起的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与伦理相关的问题，应该留给精英们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广泛的公众讨论来达成共识。

　　但是，由于这些争议问题的程度和影响力随着生命科学对个人生活和社区的影响的增长而增长，负责任地报道这些事情看来就更加迫切了。

　　正因如此，记者报道生命科学的社会和伦理影响、以及个人和政府对这些影响的反应，将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公共责任。

　　事实上，可以说通过报道科学的人性的一面，记者正在创建一个重要的文化空间，让人们来讨论那些深刻的话题，诸如生命、死亡和人类尊严的定义——让它们都通过生命伦理学的解析。

　　负责任的报道会激励公共辩论，而对这些问题进行活跃的公共辩论，很可能比国际压力能更有效地确保中国的新科技革命以一种相称的人性化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