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发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运动中，知识分子们指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缺乏民主（Democracy）与科学（Science），要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两位“先生”落户中国；甚至不惜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扫地出门，认为中国长期积贫积弱是自己的文化不行。时至今日，我们已能更理性地看待这一历史抉择。

100多年过去了，“德先生”我们暂且不论，单看“赛先生”这位百岁“老人”在中国的发展。百年前，中国的自然科学体系基本尚未形成，仅在考古、地质、传统医学方面有些优势；如今，我们已建立了数、理、化、天、地、生、农、林、医、水等庞大的自然科学研究体系，文、史、哲、法等传统社会学科也得到长足发展。在科研产出上，中国发表的SCI论文总量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高被引论文数量也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从深层次看，中国科学的精神内核和运行体制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科学精神在国人心目中尚未真正扎根。科学精神的本质是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但现实中，违背规律的做法时有发生。例如，早年将海南岛的树种盲目移栽到甘肃，至今部分干旱地区仍在低效造林。华南虎照事件虽已尘埃落定，但其中折射出的轻信与浮躁仍值得反思。科研管理中急功近利倾向依然存在：频繁的评估、验收、晋级、淘汰，迫使研究生和科研人员追逐短期论文产出，缺乏系统深入的钻研。纳税人的钱换来的大量SCI文章，不少沦为“学术垃圾”，被国际同行认可的比例有待提高。而中文论文常被轻视，殊不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贾兰坡的古人类研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等重大成果均以中文发表，其影响却超越国界。

第二，科研自信心不足，言必称欧美的现象仍较普遍。从早年学苏联，到后来强调与国际接轨，再到今天的“唯SCI论”，中国科学界始终在寻求认同。近年来，大学排名热、强烈的诺贝尔奖情结，依然是自信心不足的体现。尽管我国在“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量子通信、超导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整体上仍缺乏“敢为天下先”的豪气。面对美国等科技强国的打压，部分领域甚至出现了“卡脖子”焦虑，这既是挑战也是促使自主创新的契机。

第三，原始创新不足，跟风研究依然严重。许多课题要么脱离实际，要么重复验证国外已定论的结果，缺乏独创性。例如，转基因技术从英国起源，国内虽做了大量验证性工作，但基础原创思路并非来自中国。对中医等传统宝库，动辄扣上“伪科学”的帽子，这种简单否定的态度本身就违反实证精神。近年来，虽然国家大力倡导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但真正从0到1的突破仍然偏少。伦敦市长曾批评中国在半个世纪中除了杂交水稻外对人类贡献寥寥，此语虽有偏颇，却也刺痛了国人的神经。

第四，人才使用效率不高，环境尚需优化。一方面抱怨缺乏科技领军人物，重金引进海外人才；另一方面本土人才因重视不够而外流。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人才引进”经费，未必能换来相应产出。人才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其自身，更取决于制度环境和文化土壤。当年钱学森回国并非依赖高额待遇，而今一些人才谈条件、讲价钱，心态浮躁，难以沉下心做学问。我们需要反思：是真正尊重人才，还是将人才当作“装饰品”？

第五，科研经费分配机制有待改革。“小项目大评，大项目小评，简单问题复杂化”；申请经费时跑关系、拼人脉，商业化气息浓厚。大量经费用于发工资、搞创收，而非纯粹研究。科学家以争取经费多少论英雄，却对经费使用效率关注不够。项目申报时天花乱坠，执行时马马虎虎，验收时走过场。反观古代，许多重大发明创造（如四大发明）多是在业余时间完成，国家并未投入专项巨资。这说明经费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关键在于建立科学、公正、高效的经费评价体系。

走科学发展道路，中国需要树立强烈的科研自信与责任心。当前，全球面临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重大挑战，中国科学家理应在其中贡献独特智慧。引领社会进步，中国需要一个睿智的“赛先生”，一个勇于创新的“赛先生”，一个敢为天下先的“赛先生”。这既是五四先贤的夙愿，也是新时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