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玲

　　《柳叶刀》医学杂志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对2004年底受二恶英毒害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二恶英的人体代谢研究。但对于受害者尤先科本人来说，这无疑是以一种“悲剧”方式向人类证实POPs的毒性可怖，而尤先科自己也希望实验结果能够为科学家提供对POPs毒理研究有用的数据。

　　探索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POPs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研究历史已有几十年。在最初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这种化合物在环境中很难被降解，并且能够通过食物链进行富集，最要命的是动物实验发现它们有致畸致癌效应。这些被人类有意或者无意制造出来的化学物质参与了生物圈的循环，随之而来的各种生物安全隐患也成为科学家关注的焦点。

　　“其实我们所有关于POPs的研究最终目的就是弄清楚它究竟对人类有哪些影响，只有弄清楚产生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才能更加有效地对POPs产生的危害进行控制。”在谈到关于POPs的生态毒理学研究时，刚刚获得“百人计划”的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赵斌研究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而对于生物毒理学的研究，现在通用的实验方法主要是细胞实验、动物实验和流行病学研究。致毒机理主要是从分子水平上来阐明POPs的毒性效应。比如现在常见的二恶英类化合物，科学家发现它能够和生物体内的某种受体结合进而扰乱细胞的正常功能，使生物体中毒。“对于传统的二恶英类化合物，他们的结合受体已经被研究得比较深入，但是对于一些新的POPs化合物，如阻燃剂中的某些溴代联苯醚或者一些全氟代的化合物，它们的毒性机理还不是很清楚。”赵斌告诉《科学新闻》。

　　2009年8月23~28日召开的第29届国际二恶英大会上，来自北美和欧洲的科学家带来了不少关于POPs毒理学方面的研究，有探讨POPs与糖尿病之间关系的机理研究，也有探讨POPs与细胞内受体结合位点及稳定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消除POPs对人类已经造成的健康影响有很重要的意义，或许我们可以从基因层面来治疗某些由于POPs造成的疾病。”一位作报告的美国科学家如是说。

　　中国的生态毒理学研究

　　刚刚起步

　　作为刚刚归国的“百人”，赵斌研究员正和他的同事们在同样年轻的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忙碌：“但是很高兴，因为我们毕竟有了自己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国家对于POPs研究的一个政策和资金的导向。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国家对于POPs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POPs的环境生态学研究，包括环境监测、POPs的输运等等。现在我们也开始重视POPs的生态毒理学研究，虽然在这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落后，比如欧美的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新发现的POPs的生态毒理效应，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会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赵斌表示。

　　在大部分研究POPs的科学家眼中，POPs的生态毒理学研究无疑是一块“硬骨头”。“相对于POPs的检测和POPs在环境中分布研究，毒理学的研究所耗费的时间无疑要长得多，更是需要跨学科的科学家共同合作，在以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为主的毒理学研究实验中，不是只用一种动物就可以的，大部分的实验都需要多种动物，不仅要考察POPs对当代动物的毒性，甚至也要考虑对下一代的毒性，这样一来，实验的周期大大加长。”赵斌和中科院动物所的研究员戴家银一致认为。

　　有的环境科学家则认为，中国POPs研究的重点现在还应该放在环境数据的积累上，“我们还没有系统的数据和完善的方法。”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刚刚起步的生态毒理学研究，确实是令人期待的。

　　参考文献：

　　The Lancet, DOI:10.1016/S0140-6736(09)60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