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这位享誉国际的神经科学家，身上集合了多重角色：他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改革者，也是对中国科研体制保持冷静观察的批评家。他不满足于只做实验室和文献中的研究员，认为知识分子应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并发挥作用。

2005年，他在英国《自然》杂志“中国之声”增刊上发表《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质疑2006-2020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47岁的他自认简单：“我只想做一些对未来有用的事情，生活很有趣，只有愉悦才能做好。”

饶毅1962年生于江西知识分子家庭，1978年高考立志成为“对人类有用的科学家”。当时“文革”刚结束，国家迎来“科学的春天”。他本想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数学，却被江西医学院录取。五年后考取上海医学院研究生，毗邻的上海生命科学院活跃的学术氛围让他大开眼界：“外国科学家的高质量演讲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好的科学，也看清了中西差距。”

他最终锁定分子神经生物学，1985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攻读硕博。在那里，他接触到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和病毒学等跨学科研究。“这所学校的学科整体性强，学术训练影响很大。科学家们认为科学是有趣的，与中国人认为科学家应成天严肃的偏见形成鲜明对比。”

受父亲影响，饶毅性格独立，这在当时中国不受欢迎，但在旧金山得到发展。“科学要求创新，不能复制或依赖别人，与我的性格吻合。”五年后，他关于果蝇大脑基因的论文在《自然》发表，开启科学生涯。毕业后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他听了俄罗斯历史和艺术电影，“除了科学，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

离开哈佛后，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任教并建立实验室，开始了解专业主义。“在中国，私人关系常超越公事公办，但在美国分得很清楚。”他还发现同事极少说别人坏话。后来十几年，他经常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开课，对中美科研环境差别有了更深刻了解。

1999年，他协助蒲慕明等组建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建立“现代化研究所”机制，以业绩为准激励评估，并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进行定期国际同行评议。他继续观察科研体制，与鲁白、邹承鲁合写《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批评行政机关对科技经费控制过度，建议设立总理科技办公室取代科技部，让科学家获得更多自由。

他认为自己是“批判性的建设者”，欣然看到中国科学慢慢走上正轨。但教育需要更紧迫改革：“创造能力和个性品格的培养有显著缺陷，中小学教育选拔的‘好学生’在科研前沿会暴露问题。”

2004年，他收到北京大学邀请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07年回国，当时已在美国西北大学做了三年教授。“许多朋友不解，但中国正经历指数增长，回国的意义更大。我们不完美，但可以一起努力。”他带领学院在教学、科研、文化和管理方面改革，目标是建设国际一流生命科学学院。

他发现生物教学模式剥夺了学生对科学不确定性的探索，扼杀创造力。例如，实验教学要求老师提出真正有探索性的实验，本科二年级学生就被要求做动物生殖老化研究，寻找高龄动物能否生孩子的可能，结果和理解都不确定。学院大量增加学术报告和科学文化讲座，建设既能获得智力刺激又可保持愉悦的文化环境。

在管理上，他实施同行评议取代“近亲繁殖”，实验室去留完全根据学科发展决定；长效评估机制取代逐年评估；教授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在仪器采购、课程设置等方面享有发言权。他说：“我们的教育应以寻求中国未来为目标，并提供达到目标的教育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