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市面上存在一些声称能改善认知能力的药物，但它们是否真的是人们期盼已久的“聪明药”呢？本文深入探讨了这些药物的实际效果、潜在风险以及伦理争议。

核心观点：尽管一些大学生和企业管理人员服用类似兴奋剂的药物以增强记忆力和思维灵活性，但目前没有充分的研究证明这些药物对健康人群具有显著的认知提升作用。伦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正在讨论未来可能出现的、适用于正常人的“聪明药”，但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仍未解决。

在未来主义者眼中，“H+”代表加强版人类，他们将利用干细胞、机器人、认知增强药物等技术突破生理和心理局限。实际上，利用药物提升智力已不再是幻想。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将20世纪90年代称为“大脑时代”，而此后的十年更是大脑升级的时代。

最近的文章对神经增强剂、益智药等药品的涌现一片欢呼，反映了人们对“聪明药”的迷恋。考试前，大学生常从朋友那里获取利他林（Ritalin，一种中枢兴奋药）以熬夜奋战；软件工程师或企业管理人员则服用莫达非尼（Modafinil，新一代兴奋剂）以保持敏锐。这些药物被认为不仅能提神，还能让注意力高度集中，从而记住复杂分子式或理解金融产品。

对认知过程分子基础的研究，最终可能转化为改善智力的药物。虽然主要目标是治疗痴呆症患者，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些药物也会被更广泛的老年群体使用。认知增强剂的伦理问题已引起广泛讨论，人们意识到它可能成为常规药品。

一些学术论文和新闻报道质疑：在大学入学考试前服用认知增强剂是否导致不公平竞争？雇主要求员工服药以完成任务是否违规？在舆论指责雇主压榨雇员的同时，人们也对这些药物的真实效果提出质疑。为提高注意力或治疗嗜睡症而研发的药物，是否真能让学生取得更好成绩？影响大脑基本功能的药物是否足够安全，能否作为非处方药销售？这些问题在神经科学家、医生和伦理学家中引起激烈讨论。

争议中的“聪明药”

尽管争议不断，但人们对认知增强剂的需求量很大（这些药物原本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等疾病）。2007年，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160万人并非为了治病而服用过处方兴奋剂。合法的精神兴奋剂包括苯哌啶醋酸甲酯（利他林）、安非他明及莫达非尼。据报道，在某些学校，1/4的学生服用这些药物。去年，《自然》杂志发起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来自60个国家的1,427位科学家中，20%的人表示服用过苯哌啶醋酸甲酯、莫达非尼或β-受体阻断剂。人们使用这些药物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注意力。

对这些化学药品的需求可能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全球化而增长。神经技术工业组织执行主席扎克·林奇解释说：“如果你生活在美国波士顿，现年65岁，退休储蓄减少，你就不得不继续工作，保持机敏高效，以便与印度孟买的23岁年轻人竞争，这时你可能会求助于药物。”

最近，相关部门打算拟定道德准则，规范认知增强剂的使用，前提是假设这些药物确实有效。很多人认为，如果假设成立，伦理学家有必要考虑普遍使用后的衍生效应。2002年，这种想法催生了神经伦理学学科，旨在解决认知增强剂和相关装置引起的道德和社会问题。

去年，一些伦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评论，提出应改变“药物只能用于治疗疾病”的传统观点，探讨药物在疾病治疗以外的应用前景。他们认为，如果能在健康人群中证实精神兴奋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些药物就可能广泛用于提高智力水平。他们引述多项研究，表明某些精神兴奋剂能改善包括记忆力在内的多种认知功能，认为认知增强剂就像“教育、良好的卫生习惯和信息技术一样，是人类提高自我能力的一种方式”。

6个月后，该评论的作者之一约翰·哈里斯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另一篇评论，对认知增强剂进行更深层次讨论。哈里斯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他指出，如果儿童服用苯哌啶醋酸甲酯的安全性得到证实，那么对于想用该药物提升大脑能力的成人来说，它也应该是完全无害的。他预计政府对此类药物的限制将逐步放宽，如果不出现安全问题，苯哌啶醋酸甲酯最终可能像阿司匹林一样成为非处方药。

但哈里斯的观点受到广泛质疑。一些研究人员和伦理学家怀疑，这些调节认知过程的药物是否安全到可以像镇痛药或咖啡茶那样向大众销售。詹姆斯·斯旺森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科学家，曾参与两种治疗ADHD药物的临床试验。他说：“我认为，人们还不了解当很多人都可以随便服用这些药物时可能产生的风险。一小部分人可能会成瘾，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因服用这类药物导致智力下降。这就是我反对把这类药物变为常规药物的原因。”面对这些问题，英国内政部雇佣了一个顾问团，评估认知增强剂的潜在危害。

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些争论毫无意义，因为除了不断进行枯燥乏味的练习外，也许根本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智力。一些科学家曾尝试开发逆转痴呆症患者记忆丧失的药物，但他们认为，利用药物提升健康人的认知能力不过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鲁斯科·布特求拉德兹评论道：“我并不担心认知增强剂会对个体健康产生影响，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哪种认知增强剂可以让我们担心。”他认为，“现在谈论增强认知能力还为时过早，这类药物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不会出现。关于这类药物的谣传实在太多了。”

从这一角度看，记忆是由人体内各种化学信号、酶、蛋白质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复杂体系，通过自我调节达到平衡。如果人不生病，这种平衡就不会受外界干扰。通过补偿缺失的重要化学分子，也许可以阻止痴呆症引起的思维能力下降。但对于健康人，打乱平衡可能导致意外后果：长期记忆的任何改善，可能会因工作记忆能力的下降而被抵消。

一些评论家在讨论伦理问题时，把人们对这些药物的担心归因于“思辨伦理学”。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纳米技术及其他新兴技术领域。荷兰鹿特丹大学的玛阿提·谢尔纳及其同事在《神经伦理学》杂志上表示：“关于人类认知增强剂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过高的期望和夸大的技术宣传引起的。”

认知增强剂的历史

利用药物提高健康个体认知能力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80年前，但当时并未得到明确结果。1929年，化学家戈登·亚勒斯开始把安非他明用于医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国家让士兵服用各种安非他明药物，以激发勇气、保持清醒。德国和日本给士兵服用苯哌啶醋酸甲酯，英国和美国士兵则服用苯丙胺。

科学家想知道这些药物是否真能产生预期效果。20世纪40年代，英美科学家进行心理评估，发现药物服用者在阅读速度、乘法计算等测试中自我感觉良好，但得分并不比摄取咖啡因的受试者高。事实上，他们在复杂测试中的表现甚至有所退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科学史家尼古拉斯·拉斯马森解释说：“这是因为安非他明能改善情绪，让我们觉得自己表现得特别好，哪怕事实并非如此。在完成简单而枯燥的任务时，这类药物能提升受试者的勤奋度，获得更高分数，但这些任务与参加司法考试或在战斗中驾驶飞机完全是两回事。”

1956年，苯哌啶醋酸甲酯开始出现，化学结构与安非他明类似，被视为一种温和的兴奋剂。但当使用剂量达到一定限度时，它产生的生化效应和心理影响与其他兴奋剂近似。安非他明的“辉煌时期”在40多年前：在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限制安非他明用量之前，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吞掉了100亿片这种药物。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治疗ADHD时，医生越来越多地应用苯哌啶醋酸甲酯，这促使科学家利用新型大脑成像技术和神经心理学测试来检验这种药物对健康人的影响。1997年，英国剑桥大学的芭芭拉·萨哈金、特雷弗·罗宾斯及其同事在《心理药物学》上发表论文：他们对一组健康青年男子进行研究，发现服用苯哌啶醋酸甲酯后，受试者在空间工作记忆和策划能力测试中表现出色，但注意力和语言流畅度并未改善。随着测试进行，受试者似乎会犯更多错误，这可能是因为药物让他们更为冲动。

在健康老年男子组中，萨哈金和罗宾斯发现，苯哌啶醋酸甲酯对认知能力的改善作用极为有限。2005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对20名睡眠不足的医学院学生进行研究，也发现该药物没有产生任何提升认知能力的效果。苯哌啶醋酸甲酯无法与含咖啡因药物一起售卖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可能引起心律不齐，也可能被滥用。虽然常规剂量很难让人上瘾，但在20世纪70年代，使用者吸食或静脉注射这种药物后，一般都会成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