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农业部发放了首批两张抗虫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标志着中国若干年后可能成为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然而，这一消息背后隐藏着诸多令人担忧的隐患。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争议。

第一，信息透明度不足。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意味着品种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主管部门认可。对于以水稻为主粮的中国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磅消息，但农业主管部门并未在第一时间发布，其态度令人费解。为什么不公布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专家名单？公众应享有完整的知情权，包括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农民和城市消费者。必须明确告知公众：欧洲人不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采用转基因技术的前因后果。

第二，安全性尚未得到根本保障。安全证书是转基因作物品种上市前最难突破的关口。欧美科学家都不敢断定这项技术是否安全，中国科学家在短时间内颁发安全证书似乎不够稳妥。该技术的核心是饿死或毒死害虫，但生存是生物的基本本能，不让虫子活命，它必将危害其他庄稼。此外，昆虫都无法下口的水稻，对人体是否无害？关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对人体的影响，不能用人做实验，只能依靠动物实验。但即使老鼠吃了没事，也不能说明人吃了没事。据国外科学家报告，幼鼠食用转基因土豆后，内脏免疫系统受到损害；以转基因食品喂养的老鼠出现器官变异和血液成分改变。如果有谁能够担保转基因食品不会出现问题，请公布这些专家名单，让专家客观面对公众的疑问，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第三，关于减少农药用量的结论为时尚早。有专家称，南方稻作区鳞翅目害虫危害越来越严重，Bt抗虫转基因水稻推广后将减少用药量。这种判断多少有些想当然。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在推广初期赞扬声不绝于耳，但近年来优势逐年下降。盐城大丰市从2001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近年来棉质量越来越差；棉铃虫被基本控制后，盲蝽蟓、烟粉虱等刺吸式次生害虫集中大爆发，用药量不减反增。然而，即使在转基因抗虫棉失败的例子面前，仍无人站出来承认，继续在其他作物上搞所谓的高科技实验。

第四，转基因作物能否保证粮食安全？以阿根廷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转基因巨头游说下，阿根廷政府放弃传统粮食生产，改为转基因大豆（抗农达）商业化种植，成为开发转基因作物的最大实验室。然而，不到10年时间，转基因大豆单位面积除草剂和农药用量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上升。到2000年，转基因大豆播种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2004年扩大到1400万公顷以上。大型收割机械大量砍伐森林，为大豆种植提供更多土地，传统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阿根廷整个国家的粮食主权拱手交给了转基因巨头。

也许有人说中国的转基因水稻不会出现阿根廷那样的惨剧，因为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技术。果真如此吗？绿色和平组织披露，中国正在研发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11-12项，中科院的CpTI转基因水稻至少5-7项国外专利。这些涉嫌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没问题，一旦商业化，就会被索要高昂专利费，对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定时炸弹”。

那么，既然存在这么多不确定因素，为什么还有人乐此不疲？答案就藏在“商业化”的“商”字里。在转基因作物生产巨大的利益链中，科学家、种子公司、专利持有人、转基因专用农药和肥料公司等，早已盯上商业化后的巨大利润。仅转基因研发而言，2008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名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科技重大专项，与大飞机研制并列，研究资金高达200多亿元。有些转基因项目主持人一下子控制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随便与转基因沾边的研究人员也有几百万经费可支配。

目前，偌大的清华大学生命学院竟然没有生态学教授。“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分之二是搞转基因的科学家，很多人持有转基因专利或正在申报专利，有些还有自己的转基因公司。在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非常少。“转基因能够解决粮食安全”这样的声音一路传到总理那里。至此，国内反对甚至质疑转基因的声音愈来愈弱，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为了增加粮食储备，国家加大了研发力度。但国家的大量投入，除了使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企业得到好处外，并不能使粮食生产最为关键的要素——农民这一主体受益。从长远看，只有用生态平衡的办法减少害虫、增加产量才是可持续的；只有通过政府市场行为，在销售价格上给予补贴，才能真正带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