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因组学先驱克雷格·凡特(Craig Venter)上月宣称,已制造出第一个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人造细胞。公众对此反应不一,有的热烈欢呼,有的深感不安,许多人则不确定该如何看待。在当今时代,从惊叹到质疑,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凡特将这一成就描述为“创造生命”,称其“完全来自一个合成染色体,仅用了四瓶化学品,在化学合成器上制成”。该技术发布及相关专利申请中构想了诸多长远利益,包括生物燃料、疫苗和药品、能够“吞噬”浮油的微生物,以及食品生产和饮用水净化的新方法。
然而,这一成就的真正意义目前尚不明确。诺贝尔奖得主、遗传学家保罗·纳斯(Paul Nurse)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对这项进步能否显著提升现有能力表示怀疑。他指出,我们在制造生物体方面已拥有强大手段。
尽管此类研究有明确的道德理由支持,但也带来两种风险:一是技术可能被滥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二是该最新技术发布背后的研究与企业以知识产权为基础建立,这种做法可能抑制创造力,并导致成本不断上升。
凡特此前因试图对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与公共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竞争——而备受瞩目。凡特每一步进展都申请专利,而“人类基因组计划”则力求确保基因组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保持公共领域属性。人类基因组计划小组几乎每天在网上公布研究结果。
最新发现由凡特在罗克维尔和圣地亚哥的约翰·克雷格·凡特研究所(J. Craig Venter Institute)的非营利研究小组完成。但迄今申请的13项专利群(单个专利远不止13项)却属于加州的合成基因组公司(Synthetic Genomics Inc.)。用凡特自己的话说:“两个机构都是由约翰·克雷格·凡特博士创建和领导的。”
凡特认为,专利是“确保基础科学研究的这一重要领域能够转化为造福社会的重要商业产品和服务的最佳手段之一”。但许多人持相反观点,认为专利会延缓创新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并增加最终成本。他们表示,申请专利前要求保密,之后限制竞争和传播,阻碍了科学发展;对于申请时过度夸大、范围过宽的专利,情况尤其如此。
抛开这些做法差异的对错,确保新知识及其成果的透明、公开,尤其是获取费用的可承受和公平,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当然,仍有人怀疑我们根本不该从事这类研究。创造人造生命的说法被贬为扮演“上帝”之举。这是一种拙劣的替代说法。一个明显值得考虑的因素是,假如不是造物主自己搞得一团糟,我们就不必扮演上帝。即使不拿上帝说事,有些人可能仍会反对非自然的合成过程和产品。但这种论点同样缺乏说服力。无论怎样创造,自然事物本身就有好有坏。海啸、地震和行星相撞都是自然形成的——但这不应妨碍我们试图减轻其影响。旱灾、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全是给人类造成痛苦的自然物。我们彻底消灭了天花,也几乎消灭了小儿麻痹症——还有什么比这更像上帝的做法?但神智健全的人谁也不会对此感到遗憾。
在制造前所未有的生物体方面(在生物技术实验室,现在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我们基本上无法预知其中的危险。这不足以成为反对的理由——如果预期利益非常大的话。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需要健全的监管和许可制度。关键在于:我们应欢迎杰出的科学研究;确保在大部分时间里实行完善的监管;对可能严重妨碍公平获得科学成果的国际知识产权机制敢于质疑。
本文作者是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生物伦理学教授,该校科学、伦理与创新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ce, Ethics and Innovation)所长约翰·哈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