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成为社会容忍的红线，可能只是一个经验判断而不是科学判断。我们通常说基尼系数到了0.4是社会的警戒线，并且拿拉美国家的例子来作为我们的警惕。实际上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并不一样，并不一定就存在着那么一条貌似科学的红线。例如印度的贫富差距比我国还要大，但不妨碍印度成为正在成长中的新兴大国。作为社会容忍底线的贫富差距，可能会随着不同国家的国情、历史发展、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体制而有所不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很强社会主义因素以及农民传统的国家，对社会公平的需求我觉得应该是更强烈的。

　　事实上，社会真正难以容忍的还不是贫富差距本身，真正的难以容忍的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不公正的制度原因。比如垄断性企业的过高收入、国有企业依靠国有金融优势涉足房地产造成经济暴利、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包括腐败和灰色收入，等等。这些利用权力不恰当地干预市场经济，带来收入差距扩大，可能是导致社会不能容忍的根源。贫富差距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不能容忍，因为基于诚实劳动和公平市场的贫富差距本身是合理的。这也提醒我们，在进行社会治理时，我们并不能就贫富差距本身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应该考虑怎么样解决造成社会差距扩大的一些不公正的制度原因。我们现在对治理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政府，重视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完善低保、推动社会服务均等化等等。这些途径是重要的，但可能并不足够。而且这些措施和手段可能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作用，并带来政府进一步加强税收、金融等经济工具的运用。在治理贫富收入差距的时候，需要明白政府的合理决策在哪里？即政府应该在哪些地方退出，政府应该在哪些地方更加加强自身作用。合理的政府职能转变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根本办法。

　　第二，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并不在于贫富差距本身，而是贫穷的社会群体不能有机会成为富人。社会底层的人口不能通过社会流动实现向上流动，这样一种断裂是社会不能容忍的贫穷的固化，并本身成为社会转型的巨大障碍。贫穷本身并不可怕，贫穷被阶层性地固化下来、被代际性地转移下去才会产生问题。印度有一个电影叫《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宣示了一种穷人的梦想。如果贫穷的阶层不能实现这种向上流动的梦想，那么社会压力就会在社会底层集聚。我们也发现，一个流动性强的社会，容忍度就会高一点；流动性比较弱的社会，容忍度就会比较低一点。也就是说，社会不能容忍的关键并不是贫富差距，而是社会缺乏流动性。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我们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制度障碍妨碍社会底层的人口向上发展，妨碍农村人口向城市化方向发展，并应该致力于破除这种障碍。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而我国的贫富分化是与整个社会结构不断拉长是相联系的，富裕群体非常富裕，但比重很小；又有庞大的贫穷的人口，但没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所谓M型社会更是无从谈起。在这种日益拉长的社会结构当中，社会底层难以通过合理的渠道成为中产阶级，或者只有很少的人口能够成为中产阶级，这样一种流动性障碍是造成社会容忍度度低的真实问题。

　　贫富差距本身并不是社会不能容忍的所在，还有一个真实的问题是穷人感受到的被剥夺感。举一个例子来说，城管和摊贩矛盾的实质，是流动摊贩和城市部门对城市空间使用权利的矛盾，对摊贩的堵可能会强化社会矛盾，另一个思路是如何能够保障流动摊贩在城市中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利益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科学的发展需要保证发展的成果被社会群体所共享，以及保障社会不同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贫富差距扩大本身也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结果。同时，当社会弱势群体觉得在发展中不能获得公平的机会，觉得在发展中被制度体系所排斥，或者他们不能获得必要的合法利益、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