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让我觉得我和手机有某种关系，但实际上它只是在构建一个可以变现的信息场景。”—— Amanda Hess

精准广告：比家人更早知道怀孕的“科技企业”

当2020年Amanda Hess第一次怀孕时，互联网几乎是除她丈夫外最先“知道”的对象：“Instagram的广告立刻捕捉到了我的怀孕状态，这有点诡异——因为一开始，除了我丈夫，我对所有人都保密，所以‘互联网’是唯一和我谈论这件事的东西。”她观察到广告算法迅速“重新校准”，品牌简讯在队列中集结。“它们都叫我‘妈妈’。”赫斯写道，“我的怀孕被更多品牌知道，而不是被人知道。”

在早期，个性化广告开始变得“亲密”：它在她怀孕之前（甚至在医生同意看她之前）就锁定了她。当她在手机里输入“怀孕了该怎么办”时，广告商正在提供它们自己的“答案”——有时是赞助内容，有时是昂贵的孕期补充剂。她还发现，谷歌的生成式AI给的建议常常是“常识性的”（如预约医生、戒烟），但混在其中的赞助内容（如在线婴儿用品登记网站、昂贵的孕期补充剂）使得信息变得不那么“有意义”。

健康数据监控：从经期App到医疗系统的隐形墙角

赫斯对比了两款经期追踪App：由两位不月经的男性创立的 Flo，和由女性Ida Tin创立的 Clue。Flo在市场表现上后来居上。赫斯指出：“让一款App盈利和成功的要素，并不一定是用户真正想要或需要的。”

孕期中的Flo更像一位“人工护士”，但它实际上无法检查用户或胎儿。随着产科护理不平等加剧，这类数字替代品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秘密聊天”（Secret Chats）功能让匿名用户互相支持，这很有趣，但也充斥着信息。相比之下，Clue的创始人Ida Tin选择不添加社交功能，因为这类空间几乎无法阻止错误信息的蔓延。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虽然许多女性通过删除经期App来规避监控，但赫斯指出：政府的主要监控来源依然是医疗系统本身。医生和护士可以在未经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对孕妇进行药物测试，或向当局举报他们怀疑以某种方式处理不当的孕妇。与App数据相比，谷歌搜索记录和Facebook信息在法庭上更常被用作证据。她总结道：“你可以删除App，但你不能删除你的医生。”

高科技育儿产品：一张针对“父母焦虑”的创可贴

从声称“Snoo智能婴儿床就是新村落”的儿科医生Harvey Karp，到通过热力图告诉你宝宝前一晚“在婴儿床里睡在哪”的Nanit监视器，科技产品正在兜售一种“完全控制孩子”的幻象。

赫斯对此持高度怀疑态度：“如果一个产品确实解决了问题，它也只为那些负担得起的人解决了问题……这些产品是在营销针对父母焦虑的‘解药’，但产品本身却附着在新生儿身上。”她形容这些数据往往“完全没用”——例如，那幅热力图就像一个关于宝宝个性的BuzzFeed小测验，“哦，他是个‘右侧王’，或者‘居中式’先生。”它鼓励父母将孩子本身视为技术的延伸，而忽视了更根本的社会支持缺失。

极端“自然”分娩：在线表演与叙事控制

帕特里夏·洛克伍德赫斯还深入探讨了在线传播的“自然分娩”叙事。她发现，一些在网上宣传 “无协助分娩” （freebirth，指在家中无人协助、没有产科医生、助产士或导乐在场的情况下分娩）的网红，实际上是在通过拒绝医疗系统来行使一种“极致的控制”。同时，她们也在精心编排自己分娩的叙事——确保孩子来到世界的那一刻，被以引人注目的影像记录下来，让自己成为事件的主角。“一名女子在海中无协助分娩”的视频甚至可能病毒式传播，从而将这位自由分娩者打造成数字健康大师。

她追溯了“自然分娩”这一概念的历史：由英国医生格兰特利·迪克-里德在1920年代创造。他声称“原始”女性分娩没有痛苦（基于种族主义理论），并认为分娩的疼痛源于女性“太紧张”。赫斯认为，如今在线推广“自然分娩”的人也投入于对女性实际体验的否认或压抑，以追求某种无法企及的理想。

结语：数字迷宫中的母职

从精准广告到监控App，从虚假的在线叙事到未经证实的消费者科技，赫斯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但又极为真实的数字母职图景。技术并非中立的工具；它裹挟着商业利益、历史偏见和系统性监控。在她看来，所谓“育儿需要村落”，不应被简化为购买某个“智能”产品，或加入某个App社区。“一个真正为儿童和父母提供公共支持的社会，”她写道，“被当作一个古老的、无法挽回的想法来兜售，而不是一个我们未来可以建造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要的话。”

关键术语表

——本文基于 MIT Technology Review 对 Amanda Hess 的专访编译，介绍数字时代孕育生命所面临的技术与伦理挑战，不代表编译者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