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不端行为，在美国，我们有标准程序去解决。比如，一个人的论文有问题，我们会让学校知道，然后由学校出面进行彻底地调查和处理，最终公示于众。”这是《科学》杂志现任主编、前美国科学院院长布鲁斯·艾伯茨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的观点。

艾伯茨是一位可爱的老头，早餐吃到尾声时，助手提醒他45分钟后要去昌平参观新建的中国疾控中心，期间还有记者等待采访。“好，等我吃完我的酸奶。”他迅速吃完小杯酸奶，擦擦嘴，端着一杯咖啡快步走向大堂休息室，深吸一口气，后背笔挺，访谈即将开始。

发展独特的方法得到独特的结果

布鲁斯·艾伯茨，1938年出生于芝加哥，在哈佛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了5年助理教授、3年副教授，最终获得终身教职。他是著名的生物学教科书《细胞分子生物学》的主要编著者，该书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分子生物学教材之一，已修订5次，是无数生物系学生的必备读物。然而，艾伯茨最喜欢提及的却是学术生涯中的一次尴尬：博士毕业时，答辩委员会拒绝授予他学位。本科毕业时，他的论文稍作修改便成为两篇重要学术论文，一直认为做科学是容易事的他，却成了毕不了业的博士生。被拒之前，他已写好毕业论文，找到博士后职位，甚至买好了机票，只差最后一个本该是“走过场”的答辩。“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人在这一步摔过跟头。”但评审们认为他答辩未通过。用了半年时间，他发展出一个新的实验方法来验证自己的模型，才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这番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在所有科学探索工作背后，策略方法的重要性”。

艾伯茨不赞成科学家成为政治绝缘体，“只要我们觉得是对的，就要坚持。科学家首先是一个公民。”在最近一篇关于美国科技政策的社论中，他批评许多美国实验室盲目扩张规模，寄希望于争取NIH的科研经费，并提议禁止利用科研经费支付研究人员工资，实验室扩张前必须有足够预算。当被问及中国科研人员的类似现状时，他笑道：“其实，我那篇社论在美国争议很大。”

“早该退休了的人”

2006年，针对中国科技重大规划，《科学》杂志发表社论《中国的科学：是雄心还是豪赌？》，指出过于偏重“大科学”可能抑制创造性。艾伯茨再次表达了对“大科学”的看法：如同人类基因组测序这类项目并非科学常态，最好的科学是“自发的、有活力的”科学，应强调追求“小科学”的科研文化。作为资深科学家，艾伯茨自认是“早该退休了的人”，但他仍精力充沛地身兼三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科学》杂志主编、奥巴马任命的首批美国科学特使之一。

谈到学术不诚实的后果时，艾伯茨并未提及身败名裂，而是说：“那是很糟糕的事，浪费审稿人的时间，还会误导从事该领域研究工作的同行。”一个人的行为给他人带来如此巨大的麻烦，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

访谈实录

人物周刊：2008年，您曾与温家宝总理会谈，对他印象如何？

艾伯茨：他在科技政策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决策。见温家宝前，我见过一位科技部长，他告诉我中国基础学科研究经费占科学预算的15%。后来我向温家宝提及这个比例，并问他是否合理。他说：“这是不够的，我们对基础学科的支持会越来越多。”这让我很开心，似乎我也从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我对他的回答比较乐观。在中国，决策作出后执行很快，不像美国进展缓慢。

人物周刊：在《科学》杂志中，你们曾称温家宝为中国的科学总理。

艾伯茨：是的，他曾经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所以我们这样称呼他。

人物周刊：最近，中国科学家施一公和饶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批评中国科研文化，指出经费评审中依靠关系而非科学水平分配经费的问题。您怎么看？

艾伯茨：哦，你给我钱，我就给你研究经费，我觉得这是贿赂。

人物周刊：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复杂，可能没有金钱交易，而是互相评审、互相通过，大家都得到利益，但科学利益受损。

艾伯茨：明白了，这种情况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从前在苏格兰就出现过。后来引入外部评审制度，就不多见了。当然，苏格兰是个小地方，中国这么大，外部评审是否行得通我不清楚。主要还是评审者要诚实。

人物周刊：是否碰到亚洲或中国科学家的论文时，《科学》杂志的审稿会更小心？因为发生过韩国黄禹锡造假事件。

艾伯茨：不会的，我们审阅论文时预先假设作者是诚实的，然后仔细查验数据是否能支持结论，逻辑是否自洽。我们不会预设“如果他们的数据是伪造的……”伪造数据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无法预知。有时，有些文章太完美，我们会更仔细地审阅。黄禹锡事件中，他的文章通过了审阅，因为我们不可能重做实验，直到他实验室的某人寄来检举信，指出实验有问题，我们才发现。

人物周刊：最近中国发生专门曝光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受到某位学者袭击的事件。

艾伯茨：袭击？那就不是学术不端行为，而是刑事案件了。不过，这也许是中国解决学术不端问题的一个好契机，我建议给予严厉惩罚。在美国，我们有标准程序：如果一个人的论文有问题，我们会让学校知道，由学校彻底调查处理，最终公示。例如，哈佛造假教授豪瑟的调查结果前些日子刚刚公布。

人物周刊：应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艾伯茨：一方面要有惩罚措施，另一方面，我认为教育很重要。我们会在研究生阶段加强年轻科学家的学术伦理教育，在研究生院经常提到这一点，形成一种让年轻科学家保持正确行为的舆论压力，让他们知道，学术不端行为不是大不了的事情，而是天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