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媒体3月8日报道，世界首只克隆羊多利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苏格兰科学家伊恩·威尔默特（Ian Wilmut）在受到另一项研究剽窃指控时，透露了多利羊研究的真相。他表示，自己在克隆羊项目中担任了并非“微不足道”的指导工作，而同事基思·坎贝尔（Keith Campbell）提出了使用冷冻细胞进行克隆的关键想法，该研究66%的成果应归功于坎贝尔，整个试验的执行则由另一名同事比尔·里奇（Bill Ritchie）完成。

作为克隆羊多利研究报告的第一署名人，威尔默特因此声名大噪，被誉为“多利之父”。然而，他现在承认，他这个“父亲”当得并不够格，并非这一研究的主要执行者。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科研贡献认定和署名伦理的广泛讨论。

当代科研活动多为集体项目，需要团队协作完成。从克隆羊多利项目来看，威尔默特是项目领导，坎贝尔是科研思想和路径的提出者，而里奇是科研工作的执行者。科研工作成功后，总结报告和论功行赏往往带有“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色彩。威尔默特此次坦言，科研中的创意最为重要，66%的成果应归功于坎贝尔。

该项目的详情尚不完全清楚。按常理推测，威尔默特可能是业内地位较高、有名望的科学家，因而成为项目牵头人。当代科研立项类似风险投资，要求承担方有可信度，资金往往逐“名”而行，成为一种常态。这种现象有必然性，但也可能造成不合理，社会需要具备必要的矫正能力。

如果在当年克隆羊多利的研究报告中能简要、诚实地记述每个人的贡献，功绩大小付诸公论，或许就不会有今日的麻烦。威尔默特当年是运用了潜规则还是默认了潜规则，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他对这件事的处理不够漂亮、不够高尚，应是确定无疑的。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超越名利魔障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