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项发表于《自然》(Nature)的重磅研究通过对216份古代犬科动物遗骸进行大规模古DNA测序,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伙伴”——狗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全新的遗传学证据。研究团队不仅证实了狗的驯化时间远早于人类农业文明的兴起,还揭示了早期欧洲犬类在人类社会转型期的重要遗传贡献。
从形态学到基因组学的跨越: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主要依靠骨骼形态来区分狗与狼。然而,这种方法存在显著局限性。研究人员利用“杂交捕获”(hybridization capture)技术,成功从受微生物污染严重的古老样本中提取并富集了高质量的犬科DNA。研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此前被认为因体型小且带有疑似人类加工痕迹而被归类为“狗”的13,700年前比利时犬科遗骸,经基因测序证实实为狼。这一发现强调了遗传数据在重构史前生物演化史中的核心地位。
驯化起源的深层溯源:研究团队分析了包括瑞士Kesslerloch遗址在内的多地样本。其中,距今14,200年的Kesslerloch样本被确认为狗,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犬类样本之一。遗传建模显示,所有早期欧洲犬类均起源于欧亚大陆的狼群,且在14,200年前,欧洲犬类与亚洲犬类已表现出显著的遗传差异。这意味着狗的驯化发生时间远早于14,200年前,以便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不同地理种群产生遗传分化。
农业文明与犬类遗传的融合:研究指出,随着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从西南亚向欧洲扩张,人类的迁徙深刻影响了犬类的遗传结构。然而,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取代。研究发现,当地狩猎采集者驯养的犬只在农业文明到来后,依然保持了相当的遗传贡献。现代欧洲犬类品种中,约有一半的遗传祖先可追溯至农业文明出现前的欧洲犬类。这表明,早期农民在向欧洲扩张的过程中,主动接纳并整合了当地狩猎采集者的犬只,这种跨文化的“人犬伙伴关系”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极高的稳定性。
该研究由Francis Crick研究所的Pontus Skoglund博士及东安格利亚大学的Anders Bergström博士领导,为理解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如何塑造了伴生动物的演化提供了关键视角。
Journal Reference: A. Bergström et al. 2026. Genomic history of early dogs in Europe. Nature 651, 986-994; doi: 10.1038/s41586-026-10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