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天，安徽异常寒冷。一群来自上海的年轻人走出蚌埠火车站。一位摄影师突发奇想，决定为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留下纪念。面对陌生的土地和未来，这群年轻人高举手臂，吵吵闹闹，高兴而盲目。摄影师将镜头对准站在毛主席大画像左下方的小伙子——他短头发、短胡须，高举左手，表情生动而热烈。这一瞬间被定格下来。这位单纯而稚气的青年后来成为著名微生物学家、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
赵国屏出身书香世家。其父赵祖康是著名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青年时期即认为“开边须筑路，救国仗书生”。母亲张家惠主演赵祖康编写的话剧后与之相恋结婚，育有三女二男。赵国屏是最小的孩子，姐姐哥哥们分别是北大、清华、同济的学生。1948年，43岁的张家惠生下赵国屏。1949年5月，风雨飘摇之际，赵祖康出任了7天国民党政权的上海代市长。有史家认为，这一行动对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财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在新政权下，赵祖康要做的是“改造自己”。这对年幼的赵国屏产生了影响。这个经常在小院子里玩花花草草的小男孩，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就在本子里写下“改造自己”的字句，令老师惊讶地告知其母。
赵国屏认为自己受到的教育很正宗，“家庭教育、书本教育、社会教育这三者之间是一致的”。他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老式的人”。正如书中所说，每个人物都有一个偶然决定一生的开端。《科学画报》的一篇文章决定了赵国屏未来的大走向。这是一篇从DNA双螺旋结构讲起，最后讲到病毒的文章。病毒是“出于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边界”这一描述让刚进初中的赵国屏非常着迷，他下决心报考北大生物系。听闻农村落后景象后，他更是“想学好生物之后要改变农村”。
然而命运让他走上另一条道路。1969年，20岁的赵国屏被上山下乡运动卷走，前往安徽蒙城，开始了10年插队生涯。那一年安徽奇冷，有时达零下23度。他们住在泥房子里，风直往门里灌。最苦恼的是有米无柴火做饭，只能用玉米棒子芯当柴火，每家一天只能煮两餐饭。晚餐一般下午四五点吃完，知识青年们吹牛聊天到晚上10点多，开始体会饥寒交迫。一个镜头捕捉到赵国屏工作的瞬间：一天，赵祖康走过一家照相馆时看到一张照片，对里边人说照片里是他儿子，于是照片被送给了赵祖康。照片中赵国屏正和队员做棉花套种。彼时，赵国屏也开始经历爱情。俞自由，他未来的妻子，从女知青当上蒙城县委副书记。10年下乡生涯中，赵国屏经历了各种磨难，从毛头小伙成长为大队书记。他带领队员育种、搞试验田、修水利，渴望把淮北穷村变为富饶之地。尽管有时难免期期艾艾，但乐观向上的精神充盈着他。他写的《天净沙·晨兴》可窥见心境：“蓝天黄土红霞，金桥绿水青纱，大道东风骏马，旭日东升，壮士乐在天涯。”这与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断肠人在天涯”旨趣截然相反。若干年后，赵国屏回忆这段生涯时觉得不管做什么，碰到坎一定要咬牙迈过去。“对科学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一生负责”的责任心贯穿始终。
1978年，赵国屏步入而立之年，但似乎什么都没有立起来。不过这一年中国恢复高考，赵国屏决定读大学。填报志愿时，他并未选择北大生物系，而是填了一份令人费解的志愿表：第一志愿上海师范大学，第二志愿复旦大学。俞自由连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支吾半天后，赵国屏回答：“我想去复旦，但怕考不上，只是想告诉人家我是想报考复旦的。”最终，他进入复旦生物系。当时一起进入的还有贺福初、毛裕民等人，但不同班。像赵国屏这样年纪稍大或成绩不太好的分在微生物班。复旦特别强调基础教育，赵国屏不得不死死记住诸如真菌分类之类的东西，有时在公共汽车上还得背诵20个氨基酸的名称。大学四年是勤学苦练的四年。
1982年临近毕业，赵国屏面临抉择。他以学生身份成为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学校希望他留下，给予科研和行政“双肩挑”。但他决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生所读硕士研究生。1983年，赵国屏获上海植生所推荐，顺利通过CUSBEA笔试和面试，远赴美国普度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开始留学之路。这意味着与俞自由离别。普度大学教授调侃说，普度招的是二流学生，但要把他们培养成一流学生，因此学习生涯非常艰苦，有一年赵国屏竟像个孩子一样期盼学校因天冷而取消考试。这一时期，赵国屏和俞自由隔着太平洋互诉衷肠。1984年圣诞节夜晚，同室呼呼大睡，赵国屏百感交集，起来给俞自由写诗。这首长达46行的诗里，他将身世之感、际遇之惑、人情之困和盘托出。“一别匆匆又经年，万语欲倾反无言。”他想起已到风烛之年的二老，也挂念远在天长县当副县长的俞自由。彼时俞自由正为天长县发展挖空心思，赴任后第一件事是召集四大班子，念秦朝政治家李斯的《谏逐客书》，随后当地官方四处出动延揽人才。对远在海外的赵国屏，俞自由的思念中夹杂着女人的幽怨。“人生青春有几何？”“何事重利轻离别？”“别后难得报安书，无情漫道无空闲！”这些埋怨心绪不时出现在写给赵国屏的诗中。赵国屏徐徐袒露心迹，说自己“生于盛世书香家，胎贱须得求换骨”，但“十年改造功不成，一旦文革作粪土”。写着写着，他悲从中来，“也或愚忠生悲歌，而立之年当学童……立业成家两全事，为何于我独不成！”对于俞自由的埋怨，赵国屏相信这只是女人思念到极致而说的负气话，所以一边自解一边劝慰：“恨我薄情凭君怨，知吾重义亦唯侬。但须情义两相通，地久天长会重逢。霜雪更比青丝美，相知相爱乐无穷。”1985年，俞自由也来到普度大学攻读农经，两人一起开始校园生活。1990年，赵国屏获得普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随后俞自由获得普度大学农经博士学位。
1992年，已获博士学位的两人思忖再三，决定回国。“我40多岁了，还没有侍奉过二老，我爸爸身体也不好，我总不能在他最后的年代还留在美国吧。”赵国屏说，“再则为了我太太，她学的东西回来有用。我这么大了，在美国再奔波也不会弄出多大成绩，回去再不行也能为国家做点事情。”回到上海后，赵国屏在上海Promega公司当生产经理，两年后产品开始赚钱。1995年，他回到上海植生所，接下以前导师的实验室。实验室艰苦程度超乎想象：没有空调，冬天冷得没法做实验，夏天热得没法做实验；食堂差得一塌糊涂，学生都在实验室里做饭，甚至开玩笑说：“我们的实验记录要写每天做什么饭，因为味道对我们实验记录有影响。”赵国屏开始改造实验室，一年后拿到三个大项目。
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时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国屏出任理事。此时，国际上基因组学来势汹涌。赵国屏“知天命”般选择拓展新领域，从1998年开始做基因测序，做到2001年。在中国融入国际人类基因组学革命潮流中，他迎来科研丰收。一个显著例子是，Nature杂志发表他和研究团队所做的克隆乳光牙Ⅱ型疾病基因、克隆家族性白内障基因的成果时配发评论说，定位克隆已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这句话让赵国屏异常感慨。人类基因组的事情是他50岁后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则是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此时他已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副院长，主导思想是不重复别人已做的事，而是做别人未做的事，也去“互补”别人做的事，最终在浦东建立了一个从基因组到新药研发的体系。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赵国屏积极倡导微生物基因组工作，在钩端螺旋体基因组序列测序和功能研究、SARS冠状病毒分子流行病学和进化研究、日本血吸虫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做出了出色工作。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西班牙病毒协会的一位理事长对他说：“你知道吧，你的一篇Science文章我读了25遍，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把一篇文章读过这么多遍。”2005年，赵国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意味着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
回顾此前60多年生涯，赵国屏读起此前写的一段文字：“过去30年，我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成长。……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热爱生命科学，热爱中国人民之心不改；我也始终享受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服务中国人民的幸福。”尽管眼前的赵国屏精神饱满，语言之间却难掩老年特有的孤独：“不管怎么说，世界是要前进的，人总是要老的，我这两年经历了很多生与死。”妻子俞自由去年去世了，他们也没有孩子。赵国屏常常想着俞自由写的诗句，他非常喜欢俞自由写的《破藤椅》——和自己坐了20多年的椅子离别时，俞自由写道：“让我在你柔软的怀抱里，作最后一次的休息，合眼把往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