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研究所考察中国的研究人员，而在中国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却不算数，这不是有点奇怪吗？”赵恩广说，“根据一名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来评判他的工作是不合适的，而且也不能把在海外的发表看得太重，更重要的是看质量而不是数量。”

　　首先,科学研究不能保证每年都能出成果,有时可能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成果；第二,科研成果和文章数目是两回事。有一些科研的局部成果,可能意义重大,但是因为不具备完整性,不能作为文章发表也不奇怪。“陈景润一辈子没有写过几篇文章，现在可能早就下岗了。日本诺贝尔化学奖田中一辈子也只写了一篇文章。”

　　卓益忠表示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评估系统看重短期成就是“很严重的缺陷”。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科研工作者认为，现在国内学术界“急功近利，盲目追求论文数量”的风气不可取。数量成了衡量科学研究最主要的指标，论文数的多少又与个人的待遇、奖励、经费分配、职称评定密切挂钩。

　　由于论文数量的片面导向，有的科学家专门选择容易被SCI收录的论文课题去研究，将同一项研究反复发表或拆分发表，有的弄虚作假，“搭”别的科学家的“车”。茅广军父母说，茅广军自己一个人一个课题，别人都是五六个人一个课题，因此别人的论文可以帮别人互相署名。而茅广军只有一个人，加上研究方向变化，短时间当然不会出更多的文章。

　　据介绍，根据SCI的最新统计(2005年10月3日)，尽管中国在2000～2004年间发表论文总数为世界第14，引用总数为第8，但平均每篇论文仅被引用3.35次，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23，显示中国科学在世界的地位远不如其数量所显示得那么重要。

　　高能物理所：“引导青年人以积极健康心态面对挫折”

　　茅广军的事件让他周围的老师朋友意识到在挫折教育、心理承受等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赵恩广也深切感到应当在学术单位建立申诉机制。“当某个考评机构作出考核结论后，当事人应当有向另外的机构提出申诉的权利。”

　　3月17日，记者联系采访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高能所以“此时发表意见仍有可能刺激死者父母”为由婉拒采访，但是表示高能所党政联合办公室曾专门为茅广军之死发表声明，可以视为对此事的答复。

　　在这份声明中，高能所认为：“学术水平的判断，合理的科学评价体系与机制是科研机构的立身之本。高能所近年来一直在探索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

　　“……认为茅广军不合格，其因素很多，包括工作成绩、现状及其将来计划、学术水平等，其中一条可以定量的是他三年只在国外发表了一篇文章。

　　“茅广军在报告中也提到他写了一本书，但书的内容是教科书类型的，并非是他的具有创新内容的研究成果。

　　“应该说科研成果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许多问题无法定量，为了让公众有一个了解，人们经常用文章数目来说明，但事实上远非文章数目那么简单。因此是否合格，只有本领域的专家才能评价和判断。我们认为考核委员会的评价是有说服力的，其结论经得起国内外同行的检验。”

　　高能所说，茅广军的离去“只是近年来屡见报道的高学历人才轻生的又一个不幸的事例”，提醒社会要“引导青年人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生活、工作中的各种波折，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中国青年科学家为什么感受到很大压力？

　　《科学》杂志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科研人员流动是很正常的事，一个职位不适合，可以换另一个职位，不会牵连很多其他事。而在中国，人员处在某一个职位，所牵连的问题很多，比如住房之类的，如果要换地方，像茅广军住房就要牵连在内。但在西方一切都含在报酬之中，不论换到哪里，这些都不是问题。

　　“在西方评上正教授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很多人做到副教授一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像茅广军，他一回国就评上正教授，一旦落下来，就会在心理上产生不适应。中国的科学家心理素质不是很好，只能上不能下，这也是个问题。”

　　记者采访的一位“百人计划”入选者青年科学家王晋辉承认，一方面是待遇提高了，但是面临的压力也逐渐增加。据了解，中科院每三年都会对所有的科研人员进行考核,考核包括政治思想、科研能力、经费获取等几个方面。王晋辉说：“考核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他说，如果要以量来衡量，主要是看文章发表的数量，但是在生物学领域方面,要做到每月发表一篇文章是不可能的。头三年平均每年发表一篇文章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另一位入选“百人计划”的青年科学家不愿意透露姓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在回国的7年, 发表的30多篇论文, 只有一篇是‘自己’的”。 “如果茅广军真正是不合格的研究人员被解聘，也没有更多可说的。但是如此优秀的研究人员，却因为文章数不够被判不合格，只能说明我们的评价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他忧心忡忡地说：“对于论文数量的过度追求，好像又到了一个‘科技大跃进’的时期。”

　　事实上，在茅广军明确离开高能物理所之后不久，他写的文章开始陆续在英国等地的杂志发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