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韩国黄禹锡事件余波未平，国内某高校的抗菌多肽转让纠纷再次引发对学术风气的广泛讨论。该纠纷的核心在于，学者研发的抗菌多肽转让给公司后，公司声称无法重现研究成果，因而拒付转让费并诉诸法律，指控学术造假。然而，此事件与黄禹锡案性质不同。黄禹锡蓄意造假，意在欺骗社会、谋取功利，属于科学道德问题。而抗菌多肽事件中，据该高校另一位学者分析，研究结果并非完全不可重复，可能是研究者初步动物实验成功后，未在其他物种中进一步验证，导致重复结果不如最初报道，未达到受让方预期。若果真如此，这仅是研究方法欠妥、治学不够严谨的问题。但此事也提醒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绝不能忽视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医学是一门高风险学科，其风险一方面源于研究对象——人，另一方面则来自生物的不可知性和多样性。例如，人类DNA链中30亿对碱基中，超过70%的序列无编码功能，被称为“垃圾”基因；同一种血管活性肠肽（VIP）受体，在体外测试与PET显像的体内亲和性可相差100倍；血流显像剂99mTc-ECD能清晰显示人脑血流，却无法显示鼠类脑血流；糖代谢显像剂18F-FDG的酯类中间体可显示鼠心肌，却无法显示兔心肌。抗菌多肽前后实验结果的差异，也可能与不同种属、不同实验方法间的“多样性”因素有关。

中国古代先哲对此早有认识，中医一贯强调辨证施治，“药不执方，因人而异”即是个体化医疗的早期范例。近年来，继循证医学之后，国际学术界开始倡导个体化医学。本质上，个体化医学是“循证”的具体化，旨在适应生物的不可知性和多样性。

个体化医学建立在对个体生物特点的客观取证基础上。中医的“望闻问切”主要依赖施术者的主观判断，而现代个体化医学则通过无创的分子影像技术，客观反映生物活动的不同特征，从而实现“因人施治”或“因人设防”。例如，乳腺癌对雌激素的依赖程度可通过放射性标记的受体结合物（如18F-FES）显像检测；通过整合素受体显示肿瘤新生血管，可区分具有高度转移和侵犯风险的肿瘤灶；其他靶向分子经放射性标记后，可显示组织内的神经内分泌功能、早期凋亡细胞、多药耐药性、细胞增殖、DNA合成等生物活动，从而辅助生物调节放射治疗、内分泌治疗的选择和实施。现代分子医学被归纳为“P3”，即预测（Prediction）、预防（Prevention）和个体化（Personalization）。目前，分子影像学的临床代表是分子核医学，它是实现分子医学临床实用最便捷的途径。

分子核医学不仅可用于活体生物信息的显示，还可通过显像选择高性能的靶向显像剂，改用治疗核素标记，实现核素靶向性内照射治疗。这种诊断与治疗间的“无缝”衔接，是核医学的“独门绝技”。国内外利用放射性标记的抗原-抗体、受体-配体靶向治疗，在淋巴瘤、神经内分泌肿瘤、肝癌等疾病治疗中已取得一定成效。该治疗方式使用方便，注入体内后自动寻找病灶，可治疗亚临床病灶，是目前临床靶向治疗技术中较为成功的一类。

分子影像学以显示疾病的异常分子、分子机制及分子水平的治疗与监测为出发点，其“望闻问切”能力远超人类常规感知。人类能力有限，但善于在实践中发现、完善并利用各种技术和工具。正如古圣人所言：“君子非生而能也，善假于物也。”医学研究中，仅有好的理论和态度不够，科学必须有合适的技术方法支撑。假如抗菌多肽的发明者能利用分子影像技术，将其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在人体上进一步验证，或许就能避免后来的官司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