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式邦：我国现代生物防治的先驱者

他投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国家、服务农民；他深入艰苦的蝗害灾区，开创了新中国的治蝗事业，使飞蝗首次得到了控制；他研究多种害虫，提出玉米螟防治技术和玉米抗虫性鉴定标准；他应用天敌控制虫害，倡导推动生物防治；他提出了我国植物保护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他就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昆虫学家邱式邦。

为了中国的植保事业，他投入了毕生的精力

这几天，97岁的邱式邦院士，心里很是高兴。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强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关注民生问题，让这位一辈子都在致力于病虫害防治、服务农民的著名昆虫学家感到欣慰。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走近这位资深院士，追寻他一生奋斗的足迹。

消灭蝗虫，开创了新中国的治蝗事业

作为中国植物保护界的权威，邱式邦院士亲身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治蝗史，并一手开创了新中国的治蝗事业，和蝗虫斗了一辈子。

邱式邦，1911年8月10日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就是现在的湖州市。1925年，邱式邦考取上海沪江大学附属中学。有一次，他在花店里看到了一盆漂亮的热带植物，可花里面有一只害虫，为了把这只害虫带回去研究，他花光了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钱，租下了那盆花，邱式邦这时对昆虫有了兴趣。1931年，邱式邦考入沪江大学生物系。大学期间，他克服经济上的许多困难，坚持学习，1935年冬以优异成绩毕业。在校期间，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李廷蔚先生开设了昆虫课，李先生的循循善诱和热心指导，对邱式邦从事昆虫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36年，邱式邦走进了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植物保护研究工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实验所被迫向西南地区搬迁，他被分配在该所广西柳州沙塘工作站，继续从事害虫研究。直到1946年才随中央农业实验所回到南京。在这段伴随战争的岁月里，他前后从事过松毛虫、玉米螟、大豆害虫、甘蔗棉蚜、飞蝗等重要农林害虫的生物学、发生规律、防治方法及天敌等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并做出了可喜成绩。1948年他在南京中山陵园采用自己设计配制的滴滴涕液剂涂摸树干，防治有虫松树15万多棵，虫口减退率在90％以上。

邱式邦原本并不研究蝗虫。1938年，国民党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后，洪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1400万亩农田。黄泛区内田地荒芜，芦苇丛生，成为飞蝗滋生地，造成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蝗灾。1944年，仅河南飞蝗发生面积就有5800多万亩。在被淹泡了8年之久的中原地带，曾经是最好的农业区，治蝗成为首要问题。

“大概是认为我搞过一些别的虫子治理、研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领导吴福桢先生就跟我说，你治蝗虫去吧！”从此，邱式邦因此走上了治蝗的道路。

他接受了任务，开始深入到黄泛区奔走调查。8年多了，黄泛区的水还没完全退却，满目一片苍凉，别说是庄稼和草，就是芦苇都被蝗虫吃得很厉害。

那时候，黄泛区老百姓治蝗，靠的还是老一套——人工扑打，这种落后的防治方式对于铺天盖地的蝗虫来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恰巧，英国卜内门公司生产的治蝗新药——“六六六”刚刚出来不久，于是，1947年，他把“六六六”引入了中国。

新农药“六六六”是浓缩的，他们拌上别的东西，将“六六六”变成了粉剂，在蝗区进行试验，哎呀！效果好得不得了，蝗虫死亡率达到了90％以上。就此，他撰写了国内使用“六六六”治蝗的第一篇报告。

1948年，英国文化委员会来华招生，邱式邦考取了剑桥大学动物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专门研究昆虫生理的著名学者。当五星红旗在祖国首都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邱式邦虽然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一天，他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阅报室，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采用飞机喷洒“六六六”在黄骅治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百废待兴的中国，是多么的了不起。

“那条消息对我的触动很大。过去我们研究出治蝗技术，却根本没推广；而新中国成立不久，灭蝗就采用了‘六六六’。”看了那条消息后，他毅然决定放弃在剑桥的课题，回到祖国去，为了新中国继续从事蝗虫防治研究工作。

“1951年10月，我从剑桥回到了中国。虽然那条消息说，我们可以用飞机喷洒‘六六六’治蝗，但是试验面积不大，国产‘六六六’尚在试产阶段，难以满足大量需要。大家认识到，人工扑打治蝗一定要变成化学农药治蝗。面对当时国家药剂产量有限，喷药器械不足的现实，我提出在有条件地区尽可能采用我解放前用的毒饵治蝗法，这种方法比喷药粉省药、经济，简单易行。”

毒饵治蝗技术迅速推开来。采用毒饵，原来只够防治一亩地蝗虫的药粉，扩大到能防治十亩。1952年，蝗区仅用毒饵就消灭了80万亩地上的蝗虫。1953年，达到了100万亩。

“不过，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却是，国家一年花在治蝗虫上面的劳动力是不得了的，仅1951年，全国花在治蝗上的劳动日就多达一亿零九千个，治蝗影响了麦收、夏种……”

在深入蝗区蹲点调查后，他发现，过去治蝗，对蝗区情况并不太了解。有很多地区有蝗虫，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要治蝗，必须对全国各蝗区的情况掌握清楚：究竟哪些地方有蝗虫？什么时候有蝗虫？蝗虫发生密度大不大？这些得有人管。

于是，他提出在蝗区建立侦察蝗虫的基层组织，蝗虫侦察制度包含查卵、查蝻和查成虫三个环节，也叫“三查制度”。而这些，在蝗区是很困难的，当时的蝗区大都是最落后的地方，非常贫困。培养干部、大学生下去侦察，哪有条件？老百姓又多是文盲，不懂侦察。怎么办？蝗区那么大，每年最少的都在几千万亩。

“为了调动老百姓侦察蝗虫积极性，我们建议上级给侦察人员搞‘代耕’，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逐渐，我们建起了一个长期侦察测报队伍，逐级建立有固定人员的组织，构成完整的情报网。”

有了“三查”技术，治蝗工作迅速由被动变主动，防治效率大大提高，而且省下了人力、物力和财力。1953年推广“三查”技术，全国投入治蝗的劳动日工就比1951年减少了80％。

飞蝗侦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及药剂治蝗的成功，彻底改变了全国治蝗工作的被动局面，我国开始走上了有计划的现代化的科学治蝗的道路。蝗虫的侦查工作也为我国的害虫预测预报工作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结合国家大规模兴修水利，消灭飞蝗发生基地计划的实施，飞蝗发生面积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每年四五千万亩压缩到五六百万亩，邱式邦也开始将研究重点从飞蝗转向土蝗。

他再三告诫：“我们对飞蝗问题仍不能放松警惕，不但残余的老蝗区仍适合飞蝗的滋长，正在改造中的蝗区，情况也没有完全稳定，在某些特殊年份，飞蝗还可能大面积发生，新的蝗区也还在产生。在飞蝗发生基地没有彻底改造以前，产生蝗害的条件依然存在，人和蝗虫的斗争就将一直继续下去。”

防治玉米螟，提出用玉米螟生存率作为玉米抗虫性鉴定标准

作为著名昆虫学家，邱式邦对玉米螟防治开展了深入系统研究，提出的颗粒剂防治方法有效地控制了玉米螟的危害，在全国推广应用。提出采用玉米螟生存率作为玉米抗虫性鉴定的标准后来一直被抗性鉴定工作者所采用。

早在20世纪30年代，邱式邦在广西开始了玉米螟的系统研究工作，结合多年科学实验经验，提出了害虫防治应树立“防重于治”的观点，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农业措施防治害虫办法。他连续三年进行了玉米播种期与螟害关系的试验，确定在当地玉米最适播种期。他也是我国最早重视用抗螟品种来减轻螟害的科学家，他观察了41个玉米品种，发现品种间的抗螟能力有明显差异。通过观察，他证明螟害轻重与玉米生长状况（株高、茎粗）有显著的正相关，因此认为用虫数的多少来衡量抗螟性是不准确的。他主张用玉米螟生存率作为抗虫性的标准。这一标准后来一直被抗性鉴定工作者所采用。

1959年邱式邦又一次接受了玉米螟研究工作。当时全国玉米螟发生危害十分严重，损失很大。虽然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开始应用“六六六”灌心防治玉米螟，但效果不够理想。他通过对玉米螟危害习性的研究，明确了玉米打苞抽雄前，绝大部分幼虫生活在玉米心叶的缝隙内，这是防治最有利时机。他认为，理想的心叶期杀虫剂，不仅在施药当时要与虫体充分接触，在施药后的较长时间内，也应继续分布在玉米螟经常生活的部位，而不受玉米叶片生长的影响，使陆续侵入的幼虫都能接触到药剂而致死。

邱式邦研究了颗粒剂的特性，比较了颗粒剂和液剂施用后在心叶中位置的变化，证明颗粒剂杀虫效果明显优于液剂。因为颗粒剂在玉米心叶中能逆玉米叶片生长方向移动，能较长时间与玉米螟幼虫接触，即使玉米抽雄后一部分玉米螟在叶鞘内或经叶鞘钻入茎秆时，药剂仍能发挥杀虫作用。他研制的5％％滴滴涕和1％％林丹“六六六”颗粒剂，不仅能够防治一代玉米螟，还可兼治二代玉米螟。经过试验证明，防治春玉米上的玉米螟，以玉米心叶末期，第一代螟卵高峰出现后，田间卵块即将绝迹时为撒颗粒剂的最适时期。

邱式邦通过一系列试验，证明了在玉米不同生育期，玉米螟的成活率有很大差异。早期发生的螟虫成活率低，因此田间螟卵虽多，实际成活危害的幼虫并不多；后期产的螟卵，成活率很高，危害性很大。因此，适期晚治效果更好。他明确指出，在害虫防治工作中，不能单纯用害虫发生情况和发生数量来确定防治的必要性和防治时期，还必须考虑害虫与作物的相互关系，作物受虫害后既有被损害的一面，也有抵抗虫害保护自己的一面，所以作物在不同生长发育时期的耐虫程度和受害后的补偿能力，在害虫防治决策中应受到重视。

倡导生物防治，提出“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成为我国植保工作方针

作为我国害虫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邱式邦在害虫防治中，十分重视天敌的重要作用，试图通过改造生态环境和用人工饲养增殖等途径，来提高天敌控制害虫作用。这在我国早期生物防治发展史上是十分可贵的。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邱式邦就开展松毛虫天敌种类调查、玉米螟卵赤眼蜂和甘蔗棉蚜主要天敌的观察和饲养等研究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邱式邦才有机会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生物防治工作上来，实现他发展我国生物防治事业的夙愿。那时他在河南民权棉区蹲点，开展对草蛉的利用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他和小组人员建立了草蛉幼虫集体饲养的方法，解决了幼虫互相残杀、人工饲料、田间释放及米蛾饲养等多项技术问题。并在北京通过野外调查观察和室内研究，明确了中华草蛉越冬期间死亡率高的原因，是由于草蛉成虫进入越冬前，田间生态环境急剧变化，从而造成了取食和栖息条件恶化。试验证明，如果越冬前人为地给予补充营养，冬季贮存在不生火的室内，就能安全越冬。秋季田间作物陆续收割后，草蛉成虫逐渐集中到少数晚收的作物上，这时可以大量网捕，然后在室内用干粉饲料喂养，使之越冬。利用秋季自然界大量发生的成虫，加以保护结合饲养的方法，较之大量繁殖草蛉幼虫能节省大量劳动。这样既可得到廉价的天敌，又可以按需要随时打破休眠，进行田间释放，人为地增加春季草蛉基数，在控制害虫上赢得主动。

上世纪50—60年代，在防治害虫中主要依赖化学农药防治。邱式邦认为，必须重新探讨我国植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应该大力加强害虫综合防治和生物防治的工作。他在1974年全国第一次农作物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讨论会上作了“学习综合防治的一些体会”的报告，阐述了发展综合防治的重要意义，指出综合防治是植物保护工作的方向，提出贯彻综合防治要做的工作。1975年在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上，又作了有关“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报告。就在这次大会上，农业部正式确定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我国植物保护工作的方针，从而推动了植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在他的倡导下，1980年1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了生物防治研究室，随后又创办了《生物防治通报》专业杂志。对推动我国生物防治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化学防治到生物防治，是邱先生治理蝗灾的研究之路上的重大变化，邱先生说，这个变化就源自人们，包括他自己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刻认识。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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