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无数个第一的背后——北大未名15年创新之路

        这家刚刚诞生15年的生物工程企业，创造了国内生物产业领域众多的第一。

　　在外人看来，这像是个谜。

　　十几年前，北大未名湖畔诞生的小公司，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十几家参控股企业，涉足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服务、生物智能等多个行业，净资产近十亿元的中国极具影响力的现代生物产业集团。

　　北京大学“以天下为己任”的赤诚，不仅在学校里代代承继，也延伸到诞生于此的企业的血脉中。

　　走进位于北京中关村北大生物城的北大未名集团，在微风吹皱的湖水旁，听那些涌动的创新故事，别有一番滋味。

　　“接棒”国内首个基因药物

　　15年前和北大生物系主任陈章良初办未名时，潘爱华萌发了对“生物经济”最初的认识，“想让柜子里的成果产业化，让系里教师能改善生活”的简单想法，让两位年轻教授一拍即合。

　　但多年后已是北大未名集团董事长的潘爱华发现，正是这个词汇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时国内的生物技术企业还是凤毛麟角，加之扛着北大的金字招牌，从1992年未名成立，就有许多公司要求合作。合同投资额一度达到十个亿，但却都无疾而终，原因是看不到产业效益，未名也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产品。尽快找到合适的项目，成了未名紧迫的需求。正在这时，我国首个基因药物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198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侯云德教授研制出α1b型干扰素，这种干扰素是中国人治疗乙肝的首选药和丙肝的唯一有效药。为开发这一品种，当年，国家科委、中国预防医学院、卫生部联合投资，成立了深圳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希望在基因工程制药领域，将这个我国唯一自主开发、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推向市场。

　　生物制药产业的特点是技术开发费用高昂，周期长。几年之后，这家被称为中国第一家生物技术企业的公司已是负债累累，难以为继。

　　此时的陈章良和潘爱华却看上了这颗“蒙尘的金子”。身为生物学专家，他们清楚干扰素的价值，开发这一产业所蕴藏的巨大商机。1994年，北大未名收购深圳科兴。接过了国内首个基因药物产业化的“接力棒”。

　　只是具有商业意识的科学家还不够，要“掌舵”深圳科兴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必须成为具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

　　危难之际，潘爱华率领一批年轻博士全面接管深圳科兴公司，出任总经理。他们在企业定位、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市场拓展、企业形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改革。

　　1994年科兴预计生产160万支，结果只生产出20多万支，潘爱华带技术人员一头扎进车间，重新改进工艺，检查每一道工序。工艺改进以后，菌种的表达率和纯化技术得到提高，科兴1995年实际生产能力达到120万支。

　　在这样的努力之下，科兴的产品从外国同类产品中夺回了近1/3的市场，年销售突破亿元，垄断了干扰素市场的半壁江山，用不到两年时间使科兴的利润急剧增长了十多倍，使公司“起死回生”，开创了中国基因药物产业化与市场化成功的先河。

　　为了纪念完成这个国内“001”号基因药物的中国研发人员，他们给α1b型干扰素取了SINOGEN（中国基因）的名字，音译为赛若金。凭借着只有国外同类产品1/10的价格，1999年，赛若金就抢回了中国干扰素市场的60%%的份额。到今天，已有超过百万的患者从中受益。赛若金已为中国老百姓累计节约了上百亿元的治疗费用。

　　深圳科兴的初次“试水”成功，让北大未名在刚刚起步的中国生物产业中“立稳了脚跟”，也吸引了一直探索高新技术产业化路径的有关部委的注意。不久，国家“863”第一个产业化基地落户深圳科兴。一度计划设立的深圳创业板，也将其列为“001”号。

　　攻克SARS、禽流感疫苗

　　今年4月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外宣布，我国第一支人用H5N1禽流感疫苗———大流行流感疫苗获批生产。这标志着我国已具备该疫苗技术储备能力。此前，国际上只有葛兰素史克等几家公司拥有此技术。

　　继SARS灭活疫苗之后，北大未名集团属下的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再次吸引了大批镁光灯的聚焦。

　　很少有人知道，这曾是一家研发甲肝疫苗的小公司，后被北大未名收入麾下，培育成集团的又一家主力公司———北京科兴。

　　在北大未名属下的十几家公司中，北京科兴因致力于人用疫苗的研发而备受关注。两次公共卫生领域的及时“出击”，也让北大未名在疫苗领域的研发生产水平连上台阶。

　　2003年4月，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春天，SARS疫情横扫中国。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北大未名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显得有些刺眼。北京科兴总经理尹卫东急匆匆来找潘爱华，商量公司是否要上SARS疫苗的研发。

　　此时的北京科兴刚刚在集团的帮助下，用几年时间完成了主营产品甲肝疫苗的研发和首批生产，还没有真正收到效益。人力、设备、经费资源有限,如果投入SARS疫苗研发，公司必须停掉短期可以看到经济效益的研究和生产。

　　国难当头，北大未名与生俱来的“北大精神”和民族责任感，让集团的领导者们难以抑制内心的冲动。作为生物领域的专家，潘爱华和尹卫东都知道，要控制肆虐的疫情，最好的办法是灭活疫苗，而他们刚刚搭建好的平台，能给SARS疫苗的研发生产提供条件。

　　不顾危险，不计花费，决策层最终“拍板”，让北京科兴集中精力研究SARS疫苗。

　　2003年11月，非典爆发得到控制的4个月之后，北京科兴研发的，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的世界第一个SARS疫苗进入Ⅰ期临床试验。

　　如果说SARS疫苗的研制是“感性大于理性”，那么追踪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就是完全的理性判断了--既是社会责任,也不用回避商业利益。当时,中国内地尚未发现人感染禽流感的案例,而许多公司或研究机构觉得我们本国没有病例,没必要从事研究。而潘爱华和尹卫东等人的判断是,东南亚已经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而中国禽间疫情不断爆发,而且中国“人和鸡等禽类接触密切,危险非常大”。

　　2005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临北京科兴考察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某种意义上,北大未名的疫苗产业获得了政府给予的最大信任。而这种信任不仅仅局限于精神层面,2006年,国家发改委决定出资支持北京科兴为防治流感大流行而进行疫苗生产能力的储备。

　　尽管这两个疫苗的大多数研究开发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但北大未名必须面对无法补偿公司项目投资的可能性。除非两种疾病进一步爆发。事实上，SARS疫苗一期临床实验后就全部封存，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然而,北京科兴却收获了政府和公众的高度认可。尹卫东相信将钱投入研发这两种疫苗非常值得。“当我们为抗击公共卫生危机而奉献时，北京科兴已经发展了一种研究开发能力，使我们在商业机会刚出现时就能迅速抓住它们，”他说，“这比任何短期收益率都要重要得多。”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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