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刚刚接任改革中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总主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科学期刊展示着一个国家科学的总体发展水平，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改革中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愿与中国科学一起成长。

　　早在今年6月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鼎盛就曾经以物理期刊和物理论文为例，探讨了影响因子带来的“误区”。他在报告中指出，2006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国产物理论文中具有国际交流价值的每年达2万篇，但是5个主要国内物理学刊物仅刊登了其中的3400余篇，约占18%。更多的论文流向了国外期刊。

　　优秀科学论文的“外流”，使国产科技期刊的发展举步维艰，甚至影响到了曾在中国科学界享有盛誉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以下简称两刊）的发展。

　　50年，从辉煌到寂寞

　　《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创刊于1950年，是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主要刊载自然科学各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性、高水平、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

　　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竺可桢、贝时璋、刘东生、卢嘉锡、童第周等都曾在两刊上发表过重要论文。朱作言说：“50多年来，两刊记录了中国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成就。”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吴文俊的“数学定理机器证明方法（吴方法）”、中国科学家关于“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等研究成果，都曾在两刊上发表。“两刊见证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推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并对我国年轻科学家起着鼓舞和激励作用。”

　　最近10年，受科技评价体系特别是片面追求影响因子的导向作用，和我国大多数科学期刊一样，两刊的发展陷入了低谷。

　　2005年5月，由两刊主编周光召院士牵头，10位正副主编联合致信中国科学院，对两刊近10年来的发展表示了相当的忧虑，信中写道：“……近年来，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产生了偏颇，片面强调影响因子的作用，对在国外发表的论文给予较高的认可度及高额奖励，导致国内许多高水平论文外流。”

　　以学部的平台求“突围”

　　周光召等人的倡议得到了中科院领导的重视，信中提出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将两刊放到中科院学部平台上办刊，这样做有利于作为主办单位的中科院更有责任和义务直接关注和具体指导两刊的工作，并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支持……”也得到了采纳。

　　此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学部专门成立了科普与出版工作委员会，两刊的改革由此拉开了帷幕。2007年5月，学部主席团五届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改革建议方案》；2007年10月，中科院出版委通过了《关于推进两刊改革的实施方案》。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两刊改革工作全面展开。

　　2008年3月21日，两刊的最高学术领导机构——两刊理事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理事会章程和聘任两刊总主编，并相继任命各辑主编。

　　放在学部平台上办刊，是两刊改革的最核心内容。

　　“这样做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充分动员学部及广大院士的学术资源和影响力，团结广大科学家特别是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争取优秀学术论文。”朱作言说。

　　自从两刊放在学部平台上以来，中科院学部为两刊的“突围”提供了政策与学术上的支持。在政策上，学部下发正式文件，要求每一位新当选的院士，有义务为两刊撰写至少一篇优秀学术论文。在学术上，周光召出任两刊荣誉总主编，刚刚出任科普与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朱作言，亲自担任两刊的总主编，一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力的院士杨乐、黎乐民、王大成、孙枢、严陆光、李未、王鼎盛、夏建白分别出任了各辑主编。两刊各辑实行主编负责制和自主办刊，严格把握学术方向和学术水平，并适应不同学科的发展需求。

　　“做科技期刊在国内目前是一件艰难却又意义深远的事业。”朱作言说：“正因为它艰难，所以我对这些加盟的同道科学家心怀感激；也因为它意义深远，我们期望更多的，特别是那些一线科学家们能为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科技期刊：科技发展的形象代言

　　“艰难却又意义深远”几个字简单概括了“为什么要办两刊、要尽怎样大的努力来办好两刊”的核心思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朱作言通过对这两个设问的解答，重新审视了科学期刊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意义与价值甚至是国家层面的。

　　朱作言说，一个国家有没有好的科学体系、这种科学体系是否健全，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没有高水平的科学期刊。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大国，会有世界级的科学期刊。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发展，科技期刊的“低谷”成为我国目前科学体系中越来越明显的一根“软肋”，需要科技界相关领导高度重视。

　　为走出“低谷”，国内办刊人绞尽脑汁、苦苦追求，无所不用其极。不久前，记者在一个科技期刊的论坛上了解到，新近创办的一个学术期刊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在近期发表的数十篇论文中，只有不到6%的论文是国内作者撰写，而其余的论文均来自海外。业内人士在理解这一举措背后的“苦衷”之余，也不禁自问：“我们为什么要办刊？”

　　“全面展示中国科技发展的总体水平，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是改革后的两刊所瞄准的发展方向。朱作言说：“我国的优秀论文发表在国外的期刊上，尽管也能展示我国科技的发展水平，然而，毕竟是一个相对分散、不成规模的状态。”再加上，国外期刊特别是顶级期刊，对待来自中国的论文是特别“谨慎”的，不少国内优秀科学家都有体会。随着我国科学的发展，优秀科技成果和优秀论文将不断增加，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的顶级科学期刊，对我国的科学发展、科学整体形象，甚至对科学家个人，都将是一个重大的欠缺。

　　因此，未雨绸缪、全力打造我国的顶级科学期刊，是两刊改革的根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两刊的出版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现了3条主线的管理体制：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委（规划战略局）代表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对两刊的出版单位（中国科学杂志社）进行出版行业管理；由院士工作局作为学部和两刊理事会的办事机构，对中国科学杂志社进行学术管理；由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科学杂志社的出资人，对中国科学杂志社进行资产和行政管理。

　　自今年3月份以来，两刊已经召开了18次各级编委会会议。目前，新一届编委会组建工作已基本完成，编委会各项工作正在全面推进。

　　目前，从人员组成上看，两刊的新一届编委会组成呈现三大特点：一是编委人数普遍比上一届有所增加，《中国科学》编委总人数由上届的280人左右增至本届的430人左右，《科学通报》编委人数由上届的250人左右增至300人左右。二是编委会吸收了相当比例的中青年科学家，其中有一大批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长江学者教授，其中《中国科学C：生命科学》和《科学通报》编委会的平均年龄小于50岁。三是编委会增加了相当比例的海外科学家，在《中国科学A：数学》、《中国科学B：化学》和《中国科学C：生命科学》中的海外编委比例达到20%～40%。

　　在两刊主编联席会议上，朱作言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把目光放长远些，而不要仅局限在目前的影响因子上。要树立信心，我们是为中国科学家办刊，为中国科学的交流与发展办刊，有中国科学的发展就会有两刊的发展，要不断努力把两刊办好。”

　　我国的科学发展已经走过了从向国外学习到与国际同行分享我们的资源两个阶段，目前已逐步进入参与国际竞争的新阶段。朱作言说：“我对两刊的信心，来自对中国科学家的信心，来自对中国科学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信心，来自对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信心。相信通过我们不断努力，通过更多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中国的科学期刊将和中国科学一起成长、一起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