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照不到的鸡舍

　　禽流感使专家们大加责难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家禽饲养方式，动物福利问题与食品安全问题再次引起讨论，而养有鸡鸭的农民对动物福利十分的不解，甚至有些不屑。

　　不是来杀鸡的吧？”芮长江惴惴不安地问。

　　李江长，农民，60岁，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后芮营村人。每天早晨七点，他开着三轮摩托车到村口的路口拉活，以此为生，房里还养了四只鸡。“就为了能有几个鸡蛋吃，给上学的孙子增加营养。”说起这些，他笑呵呵的，“我家的鸡每天能下至少3个鸡蛋！”

　　因为这次禽流感的流行，李江长担心家里的鸡被杀掉，这样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去年春天，在镇政府人员监督下，他不得不将自家的5只鸭子宰掉。“去年有些地方闹禽流感，我们这虽然没有，为了保险，政府还是要求扑杀所有的家禽，每只就赔5块钱，太亏了。”李江长至今仍觉得自己的鸭子死的有些冤枉，“鸭子没病，扔了挺可惜的，我们就把它吃了。”

　　2005年春天，他又养了4只蛋鸡。

　　与去年相比，此次禽流感疫情来势更加凶猛。自5月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的候鸟爆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后，整个中国所涉疫区内已有1000多万只家禽被扑杀深埋。11月7日，北京市暂停活禽交易，禁止外埠活禽进京，餐饮业禁购活禽。

　　李江长或许不会体会到欧亚各地人们对禽流感的恐慌，但他确实担心自己养的4只鸡又像去年的5只鸭子一样无恙被杀，尽管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健康。

　　2000只鸡的生存空间

　　每天早晨，当李江长开着三轮摩托去村口拉活的时候，他的邻居芮德海也蹬着自家的三轮车出门，走街串巷，叫卖鸡蛋。李江长养鸡已经20年了，目前养了2000只蛋鸡。

　　“比起卖给批发商，自己卖，每斤鸡蛋可以多挣一毛钱。”站在自家院子门口，李四海盘算着收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鸡粪的味道，老远就能闻着。院墙外面，顺着墙根，码着一垛一米来高的大白菜，有无数只黑头苍蝇围着乱飞，嗡嗡作响。

　　李四海的家和鸡舍在同一个四合院里，前面的两间房自己住，左边的厢房和后院的房间，就是鸡舍。鸡舍里放着一层叠一层的窄小鸡笼，每一排鸡笼都挤了20只鸡，而标准的容积是16只鸡。由于空间狭小，一些鸡不得不骑在另一些鸡的身上，有时候，上一层鸡拉出的鸡粪会掉到下层鸡的身上。地上铺着厚厚的鸡粪，一大群黑头苍蝇围着鸡笼，到处乱飞。左边那间鸡舍没有窗户，只好把门敞着通风，站在门口，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烈的鸡粪味道。

　　李四海一家已经住在这里20年，“我没觉得有味道，习惯了，养鸡哪会没有鸡粪和苍蝇呢！再说，我家的鸡，各种疫苗都打过了，禽流感疫苗也打了。”对于自家人和鸡的居住环境，李四海觉得再平常不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检测与信息中心主任杨功焕认为，禽流感传染源主要是病禽或带毒禽类，不同日龄、品种和性别的鸡群均可感染发病，而以产蛋鸡群多发。被病毒污染的羽毛和粪便是重要的传染物，而把鸡放在一层叠一层的窄小鸡笼中，很容易通过其粪便传播禽流感。

　　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养殖业大多采取高密度的集约养殖方式，在农村则是家禽家畜混合饲养，两种方式都极易导致交叉感染。大多数的专家将禽流感疫病的发生归于亚洲部分地区传统的散养、高密度的集约化养殖方式。

　　彰显人道的“动物福利”

　　11月3日，“2005动物福利与肉品安全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举办以动物福利和肉品安全为关注焦点的国际性专业盛会。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在出席论坛时透露，中国正在加紧起草和修订相关法律条文，保障和提高饲养的禽畜动物的福利待遇，确保国民的食品和人体安全。

　　随着禽流感疫情在全球的不断蔓延，人类与动物的命运休戚相关。专家呼吁，要保护人类自身安全，必须维护动物福利。“推进健康养殖，维护动物福利，是从源头防止各种人畜共患疫病发生的治本之策，也是人类的明智选择。”江苏省畜牧兽医总站站长袁日进说。

　　动物福利是一种温和的动物保护观念。据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郭耕介绍，动物福利所保障的是，让动物享有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免受痛苦和疾病伤害的自由、生活无恐惧感和悲伤感的自由以及表达天性的自由。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莽萍介绍，动物和人一样具有认知能力和感知能力，我们应该尊重这些跟自己相似的生命，善待它们。人类福利和动物福利密切相关。即使单纯从人类功利立场看，保证动物福利、使动物处于康乐状态，人在动物身上才有利可图。

　　一次观念和立法的演习

　　就在专家们纷纷呼吁维护动物福利，推动动物福利立法的时候，后芮营村的村民中几乎没人听过“动物福利”这个词，尽管这里距离北京仅70公里。

　　“动物福利，没有听说过。”李江长和他的家人都对这个词感到陌生。李江长的儿子说：“说到福利，我们自己也没有，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疗保险，要不然我爸也不用这么大年纪还去开摩的。”

　　在李四海一家人看来，专家们的说法似乎是有些道理，可是对他们来说，要求也太高了。“我们一天喂三次鸡，定时清除鸡粪，给鸡打各种防疫针，镇上兽医站要求做的，我们都做了。要改善鸡舍的条件，就得再造房子翻修鸡舍，这些都要花钱。我家老三还在城里念大学，老四还在上高中，养鸡卖鸡蛋是为她们筹学费。现在鸡蛋不值钱，养一只蛋鸡一年还挣不到10块钱，要是为了提高鸡的待遇投入更多，养鸡就得赔钱了！”李四海感叹。

　　不仅李四海无奈，城市决策层也存在犹豫。2004年5月8日，北京市法制办在网上公布了《北京市动物卫生条例》(征求意见稿)。但是，仅仅在两天后，北京市法制办就悄悄的从网上撤下了征求意见稿。号称中国第一个保护动物福利的地方性法规就这样胎死腹中了。

　　北京市法制办的一位官员对此解释：法案虽然很好，但毕竟太超前了，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很容易出现违法现象。

　　鸟与梦飞行

　　现实中关于动物福利的争论很多，也存在分歧。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杨通进比较担忧：“国内的动物福利还没有进入立法的程序，但科学界已经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比如，那些涉及动物实验的科研论文要想拿到国际刊物上发表，就必须出示由‘动物伦理委员会’提供的证明，证明该研究符合动物福利的伦理准则。我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的畜牧产品也被要求提供是否符合动物福利法的材料。因此，如果我们不尽快制定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动物福利法’，那么，我们的科学研究和国际贸易都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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