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神经疾病而要求安乐死的英国妇女Diane Pretty
　　　　　　法院仍未批准她的请求。

     对安乐死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因为“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理解则把安乐死局限于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或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再采取人工的方法延长其死亡过程，或者，为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不得不采用加速死亡的药物。当前，对“安乐死”一词的理解多是狭义的。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

　　从30年代到5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有人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但是，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并且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

    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　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

　　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有尊严的死去”的权利。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该法律规定：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

　　同时也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参与该病人的治疗等。

　　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　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不过这一规定本身所涉及的只是苏黎世二三十家养老院。

　　2000年11月30日，阿姆斯特丹市含笑而去的迪莉亚是荷兰合法安乐死第一人。母亲迪莉亚的去世，尽管让孩子们心痛不已，但多少令他们感到宽慰的是，母亲在临终前终于得以实现她自己的梦想――被实施安乐死，从而减轻了病痛之中的母亲的许多痛苦。

　　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注射可以在几分钟内结束痛苦，同时结束生命１９９７年，来自１７个省市的伦理学界、医学界、法学界近百名专家学者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部分代表认为目前在我国施行“安乐死”为时尚早。

　　虽然安乐死在我国还处于争论阶段，但是上海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悄悄地施行安乐死。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例是经过官方医疗单位的正式批准后进行的，而是首先由患者提出要求“死的权利”，写一份遗书：“本人系无法忍受病痛而死，与旁人一概无关，口说无凭，立此存照。”然后经家属同意，由医生悄悄地进行。

　　1986年6月23日，一位姓夏的病人(女，59岁)住进陕西省汉中市人民医院。经医院检查，确认病人已处于肝硬变晚期，伴有肝性脑病、肝功能失代偿。虽经多方抢救，病情仍不能控制。6月27日晚，病情恶化危急。28日，病人的小儿子、小女儿看到病人痛苦难忍，提出能否采取措施，尽快结束病人的痛苦。医院对病人家属的这一要求开始不同意，但在病人子女的再三要求下，医生蒲某某、李某某分两次给病人注射了100多毫升复方冬眠灵。事前在处方上写明了家属要求“安乐死”，并由其小儿子签了名。29日凌晨5点，病人死亡。汉中市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逮捕了两名当事医生和死者的小儿子小女儿，后因案情特殊曾一度改为取保候审。

    这是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其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医学和法律范围，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此案时隔3年半后才于1990年3月15日正式开庭审理，但由于法庭辨论存在明显分歧，仍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此案审理的结果可能会打开允许安乐死的先河而判当事人无罪，也可能把此案当成杀人案判决。前者是乐观的，但即便是后者的结果并不说明安乐死一定有悖人道，在我国今后一定不可行。而只能说明：安乐死的讨论和人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包括法律在内，由于安乐死问题的特殊性和严肃性，社会公众对安乐死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同样，关于这方面法律的制定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