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长青：科研跑道上的“赛车手”

        外形毫不出众的国产捷达行驶在高速路上给车内带来呼呼风响。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我紧紧握着门把手。而在我旁边的女“赛车手”，我的采访对象，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暨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科研部长，曾长青博士，正在以我感觉不到的动作熟练地着车、挂挡、并道、换挡、加速……

　　“有的朋友觉得回国开车太可怕，我说你就想这是把游戏中的开车变成真的过把瘾。前两年，这车常开到一百四五十公里，去年在美国我还有连续开车超过15个小时的记录呢！”。

　　这位美国归来的学者一见面就带给了我太多的惊喜。我甚至觉得眼前这个高个长腿的科学家如果搞体育应该也是一把好手呢。

　　2002年，曾长青应邀回国从事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简称HapMap计划）的“中国卷”部分的研究。3月4日下的飞机，3月5日正式上班。

　　“HapMap中国卷的研究工作可用16个字形容，‘起步最晚，历程艰难，后来居上，优质完成’。”曾长青说。

　　起步最晚，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心用的是现成的技术平台，中国团队却从“shopping(购买设备)”开始。加上SARS流行，三年的项目从开始就晚了近一年。

　　历程艰难，是要通过高通量、大规模的SNP分型反应追赶遥遥领先的其他团队，资金还严重不足，尤其是基因组所承担了中国卷的主要部分，资助强度只相当于香港小组的一半多点。

　　“除了拼命就没有法子了。”这句话成了曾长青的口头禅。

　　作为大型国际合作，协作组开了40多次电话会议，9次大会。每次出国曾长青都是尽量住到朋友家或是入住以床位计价的青年旅社。

　　“带着学生，有床睡床，没床地铺，开会吗，以‘蹭’为主。”曾长青开玩笑说。朋友们都知道她新添的“抠门”本领，而抠下的每一分钱都用到了HapMap上。

　　“多国参加，当然有比较。当会议上谈到你的工作时冠之以中国二字，你脑子里想到的就只有责任了。”在HapMap赛道上，中国从起跑线上就被落下了一大截，曾长青带领着她的小组拼命追赶着。

　　从2003年5月到2005年春天，基因组所的HapMap课题组和SNP分型平台是没有假期的，人们在实验台边，在机器旁，在计算机前度过那些诱人的长假。

　　“我看到最过瘾的烟火就是顺义这儿的年三十。窗外烟花此起彼伏，一分钟内远近能数出五、六处不止。”曾长青回忆说。

　　2003年9月22日，中国卷样品工作启动。不到一个月，180份健康汉族样品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采集。

　　“样品要分成3份无菌密闭保存。我们要让捐献者的疼痛降到最低，就只能扎静脉一次。为挑选最理想的采血器试验了好几种牌子。我的血管不好找，没人敢下手只好请卫生所的护士帮忙。碰上一次不好的样品，血流了人家满手满桌子，真不好意思。”这段“流血事件”听得我心惊肉跳，她倒笑的开怀极了。

　　“要说最对不起的是家人。拿着新居钥匙却没时间收拾。把老妈‘寄托’在亲戚家里，说是三四个月最后却拖成一年半。亲戚家离这20分钟，探视不到10回。我在朋友中是有名的cook(厨师)，这几年最疏业务荒的却是做饭。”提到家人曾长青的话语中流露出了深深的愧疚。

　　“但我们终于赶上了，完成了HapMap。这可是基因组学的金矿，从基因组结构到寻找疾病相关基因，有太多的课题要做。我最高兴和兴奋的事就是进实验室和小组进行讨论和数据分析。”谈及到工作，神采又回到了曾长青的脸上。

　　坐在曾长青办公室那张她常常用来过夜的沙发上，观看HapMap的幻灯片和材料，偶然在各种图表中发现一行小字，我想,用这样的句子来形容曾长青的生活再贴切不过了：“梦里不觉pressure（压力），半宿贪安。”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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