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史：公众视线之外的残酷历史(2)

　　王旭东：当人们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就涉及当代社会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往往会忽略无时不在的疫病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其他重要因素。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倘若疫病这样一个小到社会细胞，大到社会整体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危及根本生存的问题，在历史中都无以为鉴，那如何谈得上知兴衰呢？为此，在现代意义上重新发掘、审视、剖析并且多角度、全视野、跨领域地探讨历史上的疫病问题，已成当务之急。

　　我国古代史书关于疫病记载客观上有一个含糊的问题，往往是一两个字“疫”或“大疫”，更深入的疾病内容则无从查考

　　记者：在《世界瘟疫史》一书中，我们没有看到单列章节来讲述中国所发生的波及世界的重大瘟疫，尤其是20世纪以前的情形，同时，在书后附录的“大事年表”中，列入其中的与中国相关的条目也很简单，只有“约公元前200年，《中国神农本草经》”、“1989年，中国西藏江达县爆发20世纪下半叶最严重的肠炭疽”和“2002年11月至2003年，中国暴发非典，呈世界范围流行趋势”等几条，对此，你们在写作过程中是怎么考虑的？

　　王旭东：单就中国而言，久远的文明史中疫病理应不少。但考虑以下几点，我们没有将其都收入大事年表。其一，本书大事年表并非独立的世界瘟疫史年表，而是文明史、医学史和疫病史混合的年表，列于书后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把握本书涉及的相关历史线索脉络，以及疫病同重大文明变革之间的关系。其二，考虑到篇幅问题，仅从本书角度挑选一些标志性疫病作为选入大事年表的基准点，并非把平衡作为标准。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古代史书关于疫病的记载客观上较为含糊，往往是一两个字“疫”或“大疫”，而西方的资料记载得更为丰富，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便留给后人非常详尽的文字描述。

　　张智慧：我特别注意到《世界瘟疫史》的正文里仍有很多中国的内容，不论瘟疫流行还是抗疫防病，在相关章节如麻风、鼠疫、霍乱、天花等都有对中国的论述，还包括对杰出人物的介绍。

　　事实上，中国古代对于瘟疫的记载是相当多的，如《春秋》里记载：“国人逐瘈狗”，即打疯狗的意思，可推断当时暴发了狂犬病，而明朝时期，医学家吴又可专门写了《瘟疫论》一书，对于传染病提出了独到见解。应该说，关于中国古代瘟疫，我们现在缺少整理和研究。同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虽然有很多瘟疫是地区性的，但情况之严重却让世界震惊。比如1910年，东北的鼠疫大流行；还有1989年上海流行甲肝，居然有32万人遭受传染，影响波及全国。我想，这些足以写进中国和世界的瘟疫史中。所以，书中有关中国瘟疫部分内容的不足，可以说依然是一个遗憾。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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