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无涯从头越：开拓生命科学的人生(2)

        历史证明，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我国积累了相关的技术、人才，以及科研经验。当基因测序日益成为生命科学一种重要研究手段时，中国拥有了提供这种技术服务的能力与平台。



        在从事人类基因组测序和研究工作的同时，赵国屏在国内积极倡导微生物基因组的工作。他领导的中科院人类基因组计划，在中国第一次资助了对细菌的全基因组测序，使中国基因组平台的测序能力从十万碱基级上升到了百万碱基级的水平。他自己在钩端螺旋体基因组序列测序和功能研究、SARS冠状病毒分子流行病学和进化的研究、日本血吸虫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于200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机遇是重要的，在人生道路上也始终有大大小小的机遇。但是，要有敏锐的眼力和冷静而勇于牺牲的精神去抓住机遇。”赵国屏回首这次“改行”，不禁回想起他年轻时读过的鲁迅先生的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赵国屏认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设计”就是“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赵国屏“五十而知天命”，他不仅认识了基因组研究的“天命”，还认识了改革中科院上海地区生命科学研究体系的“天命”。



        几乎与展开人类基因组研究同时，上海的生命科学研究力量也正进行着一场历史性的重组，赵国屏再次用他的管理才干，推动了一系列重要布局的完成。



        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生命科学研究相关的在沪研究所完成了一次大联合，组建起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先由吴建屏院士，后由裴钢院士任院长，赵国屏任副院长，主管科研。他组建生物信息中心和蛋白质组中心、推动药物所搬迁浦东张江、改造实验动物中心、与上海二医大联合建立健康研究所……经过这一系列布局后，上海的生命科学研究实力有了决定性的提升，科研成果在国际一流杂志上频频亮相，上海以人类健康为核心目标的生命科学研究体系初步建立。



六十耳顺：从别人立场考虑别人意见    建非盈利组织推动产业链



        眼前的赵国屏头发花白，温和而闪烁着机灵光芒的双眼，不时望向窗外，似乎在看遥远处那个愿景中的中国生命科学的未来。



        到了“六十而耳顺”的境地，对他而言，开始理解如何从别人的立场考虑别人的意见。他现在考虑更多的是上海生命科学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布局。



        “上海，尤其是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已经在生物医药领域有了很好的基础。我们从最基础的基因组研究，到生物医药转换研究，都走在全国的前列，经费使用效率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此完整、有效的基地，在国内是唯一的，在国际上也不多见，值得我们珍惜。”



        但是，他也指出：“我们已经布好了关键的点，却还需要将这些点串起来，并连成网络。”赵国屏认为，非盈利组织的模式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也许我未来几年，会着手组建这样的组织，真正把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推动起来。”



        当然，他最喜欢的科研，也不曾放下过。人类元基因组——人身上所有微生物的集合，与人类健康休戚相关的那群微小生命，正是赵国屏目前关心的重点。从微生物走到基因组，又将基因组与微生物结合，赵国屏正走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最高境界。



        赵国屏院士30年感言



        过去30年，我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成长。从插队知青、大学生，到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从研究农业、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到基因组学；从大队书记、学生会主席、大学教师、公司经理、实验室主任、研究院所领导，到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热爱生命科学，热爱中国人民之心不改；我也始终享受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服务中国人民的幸福。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阐述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强调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其次，是鲜明的实事求是的中国特色，强调中国生产力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此，他踏踏实实地从科学与教育抓起，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努力向世界先进水平前进。



        中国必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中国科学工作者，对此责无旁贷。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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