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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素有“世纪杀手”之称，蔓延世界五大洲的157个国家和地区，感染人数超过千万。一旦感染，两年内病死率为50%，5年内病死率可高达80%～90%。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吴蓓丽在趋化因子受体CCR5结构生物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人类寻找新的抗艾滋病药物打开了大门。

CCR5与CXCR4：艾滋病病毒入侵的关键共受体

艾滋病病毒直径仅100纳米，侵入人体免疫系统后，会破坏并瓦解人体抵御病原体的屏障，导致多种感染或肿瘤，最终死亡。要研制有效的抗艾滋病药物，必须理解病毒感染细胞的机制。吴蓓丽向《中国科学报》解释：“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细胞需要两大共受体——CCR5和CXCR4，只有在它们协助下，病毒才能与细胞膜融合而侵入细胞。”多数艾滋病病毒初期以CCR5为共受体，但一段时间后转为CXCR4，导致更多细胞被感染，加剧病毒扩散。破解这两种受体的三维结构，就能设计出与之契合的药物分子，为细胞安排“保镖”，阻断病毒入侵。

G蛋白偶联受体：药物研发的重要靶点

人体细胞膜上的膜蛋白是沟通内外的桥梁。G蛋白偶联受体（GPCR）是一类重要膜蛋白，目前超过40%的西药通过与GPCR互动发挥作用，但人类仅破解了约30种GPCR结构。吴蓓丽在清华大学读研时已涉足蛋白质结构生物学，在美国Scripps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主要研究CXCR4并取得重大成果。2013年，她率领团队针对CCR5展开大量筛选和优化，与其他科研组合作，成功解析了CCR5的三维结构。《科学》杂志盛赞这项工作是“该领域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为研发更好的艾滋病治疗方法提供了关键见解。随后，团队围绕CCR5开展药物研发，成功获得药效优于上市药物的抗艾候选药物。

科研之路：坚持与热爱

吴蓓丽认为，科学研究不抽象也不神秘，关键在于钻研的韧劲。她回忆：“在美国做博士后时，曾有3年多没出成果，走投无路时尝试了一个曾认为不可能的方法，却柳暗花明得到了期盼已久的结论。”2011年回国后，她在上海药物研究所组建团队，团队年轻有朝气，大家互相交流促进，工作效率高。她排解压力的方式是去健身房或观看一级方程式赛车，经常凌晨两三点起来观赛，这让她觉得过瘾。

科研与家庭双丰收

吴蓓丽认为，做好科研不一定牺牲个人生活。她喜欢逛街，也在科研中收获了爱情——昔日研究生同学赵强成为人生伴侣和实验室“黄金搭档”。2015年3月，吴蓓丽和赵强团队在嘌呤能受体P2Y1R结构生物学领域取得突破，为中风、冠心病、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药物研发提供了基础。抑制P2Y1R活性可有效缓解血栓生成，将惠及我国超过1000万血栓性疾病患者。

吴蓓丽表示：“做科研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享受每个哪怕很小的成果。别人问我苦不苦，只要感兴趣，怎么会觉得苦？科研让身心轻松，喜怒哀乐变得简单。当实验成功时，我感到快乐；失败时，又去寻找新路径。思维可以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这种感受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