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由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与保护生物研究所及耶鲁大学联合开展的大规模研究，通过分析新冠疫情期间的动物GPS追踪数据与人类手机定位信息，揭示了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复杂影响。研究结果于近期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表明动物不仅对景观改变做出反应，更对人类的直接存在表现出高度敏感性。
研究团队分析了2019年和2020年同期美国本土4581只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每周GPS记录，涵盖37个物种。为了精确量化人类活动，他们首次使用了匿名化的社区级手机地理定位数据，而非传统的城市化或农业等间接指标。共同第一作者、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Ruth Oliver助理教授指出：“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是复杂的，既包括我们的物理存在，也包括我们对栖息地的重塑。没有这两方面的信息，我们无法全面理解我们的影响。”
新冠封锁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分离这两种效应。随着封锁改变了人们的移动模式，研究者得以比较人类存在与长期景观变化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结果显示，57%的受研究物种同时受到人类存在和景观变化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67%的哺乳动物物种和68%的鸟类物种的活动范围或生态位大小与人类活动存在关联。
不同物种的反应模式差异显著。例如，白尾鹿在景观改变加剧时会扩大其生态位，但当人类活动增加时反而收缩；而沙丘鹤则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模式。狼群的反应尤为特殊，它们在人类活动增加时扩大了活动范围，这可能反映了它们倾向于分散以避免接触人类。这些发现强调了基于物种特异性保护策略的重要性。
该研究是“COVID-19生物记录计划”的一部分，该全球合作项目旨在调查野生动物对“人类暂停”时期的反应。此前的研究已记录了哺乳动物的广泛行为变化和海洋交通的重大转变。此次新发现表明，将动物GPS数据与移动设备位置信息相结合，可以更细致地理解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从而帮助科学家将基础设施和栖息地改变的影响与人类自身的影响分离开来。
Oliver团队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人类驱动的景观和气候变化如何影响野生动物死亡率。她表示：“我们目前的研究表明动物改变了它们使用空间和资源的方式，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帮助它们适应，还是压力的信号。我们的团队正在探究这个问题，即那些对人类压力改变行为的动物，其死亡风险是更高还是更低。”